中国城市群治理:摆脱“囚徒困境”的双重动力

"囚徒困境"模型揭示了城市群治理中的合作理性与个体理性之冲突,但是囚徒困境的三个潜在假设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城市群的博弈现实。中国城市群治理摆脱"囚徒困境"存在着双重动力。第一动力:城市群治理过程不是一次博弈,而是城市政府之间无限次重复博弈,这将提高区域合作的概率。第二动力:合作策略不是基于道德,而是城市政府者基于收益最大化而选择的理性策略。通过有效区域规则设计,对合作方公平分配合作收益,对违约方增加违约成本,从而改变理性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引导城市政府选择合作策略。     

微信传销犯罪侦查困境分析及对策

微信在极大改变人们传统生活交流方式、优化人际社交模式的同时,因其自身尚存的技术缺陷及监管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导致微信也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成为网络犯罪、金融犯罪、诈骗犯罪等一系列传统犯罪的新型平台。与传统传销模式相比,微信传销作为一种新型犯罪模式,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隐蔽性,正在向更广域的范围扩散,日益威胁和危害着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公安机关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努力破解微信传销犯罪治理中现存的困境和难题,对其进行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有效遏制微信传销犯罪的泛滥势头。     

毛泽东刑事政策思想研究——谱系学的分析路径

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其体系涵盖政治、文化、军事等许多领域.同样,他在刑事政策思想方面也不乏真知灼见.其内容主要包括从阶级观念出发,认为当时现实中的反革命犯罪是敌我矛盾问题,强调划清"敌我界限",一般刑事犯罪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求区分"是非";治理犯罪的工作机制是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惩治策略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罚政策上主张灵活性适用.毛泽东刑事政策思想与毛泽东所处的社会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对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解和把握有着内在的关联;与矛盾论等哲学思想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当前,系统研究毛泽东刑事政策 思想,对现阶段有效治理犯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有组织犯罪的若干规律性认识

有组织犯罪在规律上符合犯罪的基本规律。从个体犯罪角度看,有组织犯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从群体犯罪高度看,有组织犯罪有其必然性。有组织犯罪的生成受到社会合力的决定。有组织犯罪存在着自然犯与法定犯的转换,符合破窗理论与犯罪饱和法则,这些印证了有组织犯罪的质量互变规律。有组织犯罪与治理存在着博弈关系,犯罪行为的选择取决于相关变量的变化,博弈环境的建设对于有组织犯罪的治理意义重大。     

犯罪条件论

犯罪条件是犯罪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犯罪发生的必要条件。控制犯罪发生的条件同预防犯罪产生的原因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二者构成了犯罪防控的主要内容。其中,社会预防关注的是犯罪的产生机制,本质上是消除行为人的反社会人格;条件控制关注的是犯罪行为的发生过程,本质上是遏止行为人犯罪动机的外化。将犯罪条件纳入犯罪原因结构体系,清晰了犯罪社会预防与条件控制的关系,明确了犯罪防控目标和犯罪治理走向。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犯罪原因论的结构层次,丰富和完善了犯罪学的罪因结构体系,实现了"犯罪原因与犯罪社会预防、犯罪行为与犯罪条件控制"的有效对接;另一方面,打开了一条理论通往实践的更具操作性的路径,有效弥合了犯罪预防中"宏观"与"微观"、"战略"与"战术"、"治标"与"治本"、"虚"与"实"的裂痕,由此终结了亦步亦趋对接传统犯罪学犯罪预防范式的单向性学术传统,犯罪多元化治理体系得以确立。但社会预防与条件控制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治理方式:一个治本,一个治标。因此,二者应有机结合,不可偏废。     

危害食品安全已决刑事案件的犯罪学分析——以Z省258则案例为样本

对Z省2019年度危害食品安全已决刑事案例的犯罪学分析及实地调研的结果显示,该类犯罪地理分布、犯罪主体等特征明显,犯罪手段多样、案值总体较低,短期行为为主的线上交易模式仍居主流。该类案件审理中,从严惩治、"以严济宽"的食品安全治理刑事政策未能得到有效贯彻与体现。为此,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应坚持以"严惩"为首要原则,慎用从宽处罚规定。同时,有必要在提高犯罪成本、强化技术支撑及推进社会共治基础上,完善现有法律体系,进一步提升犯罪治理效果。     

新疆恐怖主义犯罪:基于犯罪生态学理论之剖析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当前,日益严峻、复杂的恐怖主义犯罪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宗教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强化了恐怖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破坏了人类生态文明。运用犯罪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从社会宏观视角剖析新疆恐怖主义犯罪滋生与生存的土壤与环境,通过治理社会生态环境、严刑峻法、重奖激励的积极预防和惩治对策,可为预防恐怖主义犯罪提供新的途径。     

基于微信实施犯罪行为的特点与打防策略探究

近年来,微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普及,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微信在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基于微信的犯罪行为。基于微信的犯罪就是犯罪嫌疑人将微信作为犯罪条件的某种媒介或者直接作为犯罪工具所实施的各种犯罪行为的统称。一方面,基于微信的犯罪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必须坚持予以打击;另一方面,基于微信的犯罪也给当前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公安机关要努力掌握微信等手机通讯软件的运营原理和环境,形成完善的侦查取证模式。     

刑法的谦抑与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

社会治理是一个多元、互动且调和的行动过程。具有谦抑品质的刑法作为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在预防和惩治犯罪方面应作为"最后防线"而发挥作用。然而现实中将刑法作为优先手段、单一手段、特效手段的选择方式,使刑法的谦抑理念所应具有的保护被害人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多元性价值追求却渐行渐远。社会治理的非刑化、多元化与人本化才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理性回应。     

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问题检视及破解路径研究

《反有组织犯罪法》在打击犯罪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犯罪土壤的铲除,以实现从源头预防犯罪。但《反有组织犯罪法》文本本身的政策化立法倾向、惩治体系与预防体系衔接协调困难制约了其制度功能的实现。为有效破解障碍,需要更新刑事政策观念,理顺惩治衔接机制和预防体系。同时,检察建议的社会治理功能以及其特殊的监督属性,为检察机关推动该法的全面贯彻落实提供了重要制度抓手,需要重新审视其制度价值。     

生活场域、行为倾向与易得接触：三重叠合的毒品滥用缘由

以整体论的立场探究毒品滥用缘由是采取有效防控、综合治理的前提。借助当代法律人类学多点合作式的田野调查,进入毒品滥用者的日常世界,透过"他者"的眼光,发现正是特定生活场域、低自我控制行为倾向和毒品易得接触的三重叠合导致毒品滥用行为。因此,传统意义上针对毒品滥用者的矫治和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并不能从根源上减少毒品危害。直面导致毒品滥用的三重因素及其治理难度,需要从制度上设计更为综合的针对性治理策略,即整合政府、民众与社会力量,优化教育资源,整体改善生活场域;指向行为倾向干预,实施分级预防;抑制毒品犯罪的犯意产生,消减易得接触机会。     

信息技术革命向第四次工业革命演进时期的侦查策略选择

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使社会的空间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下,信息技术革命正向第四次工业革命演进。在时代交替之际,对侦查策略进行选择将直接关系到犯罪治理体系的构建。如果选择不当,当代信息技术将无法最大化地得以运用,犯罪治理体系将出现混乱,犯罪治理能力将出现弱化,在犯罪面前,侦查主体将处于被动地位。选择侦查策略,可从侦查客体、侦查主体、侦查中介三个基本要素切入。就侦查客体而言,着重在于正确定位网络虚拟社会犯罪。就侦查主体而言,应选择“大侦查”战略,并将数据思维引入到侦查工作中。就侦查中介而言,重点在于对侦查新路径的研究与适应,对犯罪新客体物——电子数据的认识与利用,还需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纳入国家战略的信息技术相互协调,创建与完善侦查数字化平台,并将平台用于应对犯罪。     

政府政策制定中官方决策者与非官方参与者的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对政府政策制定中官方决策者和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官方参与者博弈行为规律的研究发现,官方决策者对非官方参与者影响行动采取严格监管的成本、社会效益,采取流于形式的监管的成本,以及非官方参与者采取行动的成本、政策收益,不采取行动的损失、收益等因素决定着双方博弈的最优稳定策略。党和政府需要对利益集团进行严格的监管,提高自身管理利益集团的能力,建立常态化的反腐机制,使双方群体在利益博弈中选择最优稳定策略,即采取严格监管和不行动策略,维护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实现公共政策的治理现代化。     

社会融合与城市流动人口犯罪治理

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犯罪数量不断上升,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当前流动人口犯罪呈现出犯罪主体低龄化与团伙化、犯罪类型多为财产型犯罪、犯罪活动流窜性、犯罪形式暴力性的特点。流动人口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诸多因素阻碍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要从根本上治理流动人口犯罪,必须通过调整社会治理措施,使流动人口能够真正融合到城市生活中。     

生活方式视域下的犯罪学研究

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社会条件制约下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往方式,是人类生活与行为的意义之网。在犯罪学中,生活方式不仅可以理解为被害人的生活方式和犯罪人的生活方式,它还是一种研讨犯罪问题的整体背景、社会环境及基本语境。于是,对犯罪现象、犯罪人、犯罪原因及犯罪治理等问题的思考与解读其实可以转化为对行为、群体或阶层、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的失衡和矛盾、社会治理等四个方面的研讨。     

电子证据在涉网犯罪案件中的提取及运用探析——以“10·26”特大黑客团伙案为例

计算机网络在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带给我们诸多便利的同时,也衍生出了新型的涉网犯罪,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有效提取和运用涉网犯罪案件中的电子证据,对于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有效打击、惩治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商业贿赂治理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具有策略性的惩治政策，它主要体现的是对已发犯罪的被动性惩治，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是具有长效性的预防政策，它主要体现的是对未发犯罪的主动性预防。商业贿赂是由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造成的一种综合症，治理商业贿赂理应从惩治和预防两个方面下手，实现标本兼治。本文试图通过宽严相济与综合治理两种刑事政策的视角，对惩治商业贿赂与预防商业贿赂进行反思，以寻求刑事政策视野中治理商业贿赂的有效措施。     

论行贿犯罪惩治不力的原因和对策

我国目前惩治行贿犯罪的力度远远低于惩治受贿犯罪,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行贿犯罪危害性认识不够、对行贿犯罪采取从宽处理的刑事政策、"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要件造成行贿犯罪认定难、检察机关侦查措施和手段不足等。对此,应当提高对行贿犯罪社会危害严重性和惩治行贿犯罪重要性的认识、完善刑法的有关规定、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形成防治行贿犯罪的合力,以加大惩治行贿犯罪的力度。     

浅论赃物犯罪的司法认定

赃物犯罪是一类性质较轻的犯罪 ,但其社会危害性却不可低估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与财产犯罪、经济犯罪联系紧密。本罪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治动 ,主观方面是故意 ,主体是一般主体。加强对赃物犯罪的惩治 ,可以有效遏止财产犯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等其他犯罪。     

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败斗争结合的思考

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相结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黑恶势力犯罪与贪污腐化犯罪的形态也在不断翻新,甚至出现高度伴随的趋势。因此,探索如何在新时期惩治黑恶势力犯罪与贪污腐化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怎样把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斗争有机结合是重中之重。为此,中央在2018年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运动,这项斗争是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社会净化运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程已过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实效。通过分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取得的成就和反思其中的不足,我们认识到"扫黑"必须"破伞",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败必须紧密结合起来,实行联防联动。为此,既要加强地方各部门的协作,建立和完善数据资料共享平台,也要调动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强化基层政权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主体作用,更需要加强黑恶势力犯罪的防控研究,主动、坚决破除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积极利用大数据分析案件,实现精准定位、精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以及贪污腐化犯罪,在社会管理和司法领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