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华先生学术思想暨21世纪中国法学展望研讨会”综述

<正> 张国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曾为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和法学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三载有余,为了更好的继承先生的学术成果、发扬先生的治学风范,由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中外法学》编辑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法律史教研室、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法律思想分会联合召开的“张国华先生学术思想暨21世纪中国法学展望研讨会”于1999年5月2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相关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志攀教授、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赵存生、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韩延龙教授等到会并讲话,会上并宣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曾宪义教授,中山大学刘恒焕教授     

法学教学中的诊所法律教育模式探析

法学是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学科,法学教学除了向学生传播法律知识外,更应注重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我国传统的法学教学注重理论基础知识的灌输,忽略了对法律职业技能的训练。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诊所法律教育弥补了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它所确立的法学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更能适应现代社会对综合性法律人才的需求,对我国法学教育理念的转变和法学教学方法的改进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与中国近代法学

本文结合中国近代法律变革的宏观背景 ,通过对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起步、成长过程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在促进中国近代法学诞生与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 ,阐述了法律教育对于中国法律人才的养成、法学著作 (包括译著 )的出版 ,法学刊物的面世 ,近代各个法学学科的诞生的重要意义 ,并对改革中国现代法律教育提出了建议。     

我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改革

法学基础理论是我国法学的基础学科。它是从部门法学中概括出来又用以指导部门法学的基础理论。如何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基础理论学科,这不仅对搞好法学教学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对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工作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沈宗灵同志针对我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内容和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撰写了《我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改革》一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一学科亟需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他的意见。我们认为,沈宗灵同志的倡议很好。现将他的文章刊登如下,以期引起法学界的重视,希望大家就如何进行这一学科的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问题,一起参加讨论。     

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法律思想史

<正> 由北京大学法律系张国华教授编写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曾主编过《中国法律思想史纲》(该书对法律史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曾荣获1987年全国优秀教材奖).但该书篇幅过大,不宜于教学及一般读者阅读.为此,年届古稀的张教授重新撰写     

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

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间制度性联系的缺乏 ,一方面导致了法学教育主要局限于高等院校内部法学学科体系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另一方面致使法律职业未能走上职业化的发展轨道 ,存在泛政治化、行政化和大众化的倾向。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应当掌握法学学科体系的基本知识 ,具备法律职业的基本素养 ,具备从事这一职业的基本技能。为了使法律人才的培养符合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 ,必须从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的整体出发 ,结合统一司法考试制度 ,重构法律人才宏观模式。     

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以研究对象和方法为线索

<正> 中国法律思想史学,是确立于本世纪初的一门法学分支学科。此前,《大学衍义补》、《古今图书集成·祥刑典》等书中已出现有关对前代法律思想的资料汇编和简要论述,但由于传统学术体系的限制,法律思想史尚未成为独立之学。近代西学东渐以后,随着西方的学科分类模式和学术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深入,学者们以此为基础对传统史料进行重新整理、研究,创立了一系列新的独立学科,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便是其中之一。本文以二十世纪以来该学科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为对象,以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为线索,对中国法律思想史学在本世纪的发展作一简要回顾。 中国传统学术中对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以“学案”体最据代表性,其例可参《宋元     

中国法治的造型基因--简论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与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塑

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人才特有的培养模式,尽管在大学教育阶段两大法系国家法学教育的任务和性质有所不同,但如果从法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看,都具有共同的结构,都是由法律学科教育、法律职业教育、统一职业资格考试、法律职业培训和终身化的继续教育等主要内容组成。所以,我们应当从更加宏观的社会背景去观察司法考试制度在法律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从制度上解决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脱节的问题。它不仅对法律职业的发展完善,而且对于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塑都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     

环境法律诊所运行机制研究

环境法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目前我国各高校普遍沿用传统式课堂讲授教育方法已远远无法满足该学科需要。因此,如何在现有环境法教育中引入新教育模式,已成为该学科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一大瓶颈。本文以我国传统环境法学教育现状为切入点,对诊所式教育在我国环境法学教学中运用的现实意义做了简要的探讨,分析了目前我国环境法学教育中实施诊所式教育所存在的障碍,并对环境法学教育中诊所式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了对策与展望。     

传统法律思想研究的近现代嬗变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体例为学科发展和法律思想的传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逐渐转向以问题研究为中心、以法理阐释为目的的研究方式，并衍生出法律思想史的国学、法哲学、部门法和法文化等研究维度。作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继往开来的传统法律思想研究应该在构建“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法学图景过程中产生更大的价值。     

法学教育、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新论

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创新举措,作为一项新的资格考试制度,既有利于提高法律职业的专业化水平,增强了取得法律职业从业资格的严肃性,也极大地推动了法学教育的改革,直接影响着大学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的培养。正确处理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法律职业的关系,真正实现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我们法学教育界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制度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教育模式,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还处于边缘地带。本文认为,诊所法律教育应当被正式纳入中国法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中;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相辅相成,共同实现推动社会正义和培养更具社会适应性的法律人之目的;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制度化建设应当着重解决成本与经费、诊所师资、管理人员等问题。     

论“AI+法律”背景下法学教育供给侧改革

AI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促建法律职业的新业态，当法律职业人才需求侧接口人才供给侧法学教育，会导致法学教育供给侧发生一场应运而起的革新。为寻求法学教育改革的科学进路，研究首先应突破教育本体封闭，从法律职业“需求侧”参考系的精细标准去考察变革，发现法律职业人需要增补两个能力板块，一方面是不断提高法律人熟练驾驭AI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倾斜发展法律人相较AI的优势能力。进而以两个能力板块补给为指引，探索中国法学培育改革的具体进路包括形成改革总体步骤与策略，勾勒人工智能法学二级学科建设现状、学科性质及内涵，并从传统法学学科与人工智能法学二级学科两者在生源、培养方案、师资、教研体系几方面尝试“梯次”共建方案。     

寻求“自我”——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传承与趋向

从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的变化来看,自法学在祖国大陆复兴以来,这一学科的成长过程可以划分为创建、探索、发展三期,虽然各期各有不同的特点,但“寻求‘自我’”是其总特征。这一总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明确研究对象;摆脱机械地以“五种社会形态”来设置篇章体例;摆脱以西方法学概念诠释中国古代法的模式;揭示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发展规律。破译法的文化遗传密码、注重实证研究、重视礼和礼制研究,是中国法律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趋向。     

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新型法学教育方法。我国自2000年秋季开始尝试运用诊所式法律教育,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为法律职业教育的有效方法,诊所式法律教育应该得到我国法学院校的普遍推广运用。但作为一种舶来的教育模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诊所式法律教育难免在继受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我国法学界必须开拓创新,转变观念,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为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寻找出路。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法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引言] 中国法学教育主要包括普通高等法学教育、成人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和培训法律实务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法学教育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要素之一。     

模块教学和高等法律职业教育

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不同于学科教育的新教育类型 ,因其鲜明的职业性和针对性 ,要求其教育教学模式必须具有较强的职业特性。而模块教学模式正以其针对性、实用性、适用性、基础性和可持续性等特点适应了这一要求 ,解决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分离、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脱节的弊端。     

新建还是复制——我国法学职业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前景

为了改变我国法学教育无法培育法律人的困境,我国引进了不具有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培养模式。但由于这种模式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于2009年又新增了具有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培养模式。两种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暗合——无法按照设计培育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法律人。我们必须从原点——法律职业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素质或者职业能力——入手分析其原因,即我国法律职业教育缺乏智能技能培育过程及其教学方法。如果没能清楚地考察出当代中国法律职业教育的弊端,我国已经或者即将开展的法律职业教育改革只能是新瓶装旧酒而不具有实效。     

回忆国华同志二三事

<正> 北大法律系近日将举办张国华学术思想研讨会,这不仅是一个追忆和缅怀系老领导、老学者的事迹、风采和情谊的难得机会,而且是继承和发扬法律学系优良学术传统,活跃学术氛围,激励创新意识的良好方式。我非常想参加这次研讨会,但无奈于分身乏术,只有将与国华同志交往的几件事寥笔追记,以示对国华的敬意和怀念。 国华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思想家。他才华横溢,而且刻苦勤奋。早在老北大法学院时期便以思想进步、博学多识和出众的口才著称。他精通中国法律思想史,先后在北大、政法学院开设的这门课程颇具特色,非常受欢迎。可惜我在北大上学时,未得机会聆听他的授课,至今仍深以为憾。最早接触国华同志,是在文革期间,我们被指定为一个大批判小组的成员,合写文章,批判林彪的法西斯政权观。因为是重点批判小组,我们得以凭此特权阅读大量的“禁书”。在     

珍惜中国传统法——中国法律史教学和研究的反思

在目前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中,法律史的状况有些令人担忧。在教学中,有些课程,如中国法制史的课时越来越缩减;而有些课程,如中国法律思想史则为“选修”。这种学科的分野和讲授时间的匆忙,不仅很难将具有五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法较为客观地展现给学生,而且误导研究,造成了人们对传统法的片面理解,进而造成社会对传统法文化的自信阙失。本文从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学科研究方法的反思和学科所具有的意义论证珍惜传统法的重要。因为珍惜是复兴的前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法律发展无法离开传统的平台,所以传统法的改造成功之日,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形成发展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