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年人性犯罪问题研究——从重庆市两座监狱调查展开

老年人性犯罪是一个社会危害性大,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通过调查重庆市两座监狱的老年人性犯罪这一社会现象,结合其他地方老年人性犯罪情况,我们发现农村老年人性犯罪十分突出,产生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老年人为了满足性欲,还存在很深刻的社会原因.解决老年人性犯罪问题是一项社会综合治理工程,应当以预防为主.     

老年人犯罪类型分布特点分析

老年人犯罪的类型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的偏见,对于老年人性犯罪的过于夸大化以及对于老年人暴力犯罪的忽视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通过对于老年人犯罪类型分布特点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和把握老年人犯罪问题。     

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现状及其相关因素调查

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南京市某国家级示范社区,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自编"社会参与基本情况调查问卷"对85位老年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总体在正常范围,阳性症状主要表现在躯体化、强迫症状、焦虑、恐怖和精神性5个项目上。男性老年人、丧偶老年人、70-79岁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初中(中专)文化程度的老年人、以及自觉身体状况一般和不健康的老年人是心理健康问题的多发人群。躯体健康、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正相关。增进老年人的躯体健康,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对于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和重要意义。     

智能媒体视域下老年人数字鸿沟的破解路径研究——基于C市X社区的调查分析

数字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碰撞导致老年人使用智能媒体的难度增加，使得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不仅是困扰老年人的技术问题，也是亟需解决的社会治理问题。从智能媒体技术发展的角度对C市X社区的老年人数字鸿沟现状进行调研，发现老年人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体现在老年人拥有智能设备和互联网可及性偏低、老年人智能设备使用率偏低、老年人获取信息资源难度加剧等方面，破解老年人数字鸿沟需要“五位一体”协同治理、创造数字友好型社会环境、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共同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智能美好社会。     

群体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研究

老年人权益保障研究应把对老年人的群体特征和群体性老年人权益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群体性老年人权益是区别于自然人的老年人群体共有的权利。法制框架下加强群体性老年人权益保障，应注重政府责任的强化。群体性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其实现不仅需要道德的完善，还必须建立精神赡养相关的法律规制。     

养老保险、自评健康与社区养老服务购买意愿——基于CLASS 2018的实证分析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社区养老已成为老年人主流养老方式,但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总体购买意愿偏弱。文章根据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的数据,利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养老保险、自评健康对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对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购买意愿呈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自评健康对其社区养老服务购买意愿呈显著负向影响。由此,需从加大养老保险保障力度、转变老年人消费观念、提供均等化养老服务补贴着手,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提升老年人养老服务购买意愿。     

应对老年人虐待的警务课程建设

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年人虐待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中国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法律、传统尊老文化和公安部门良好的声誉为警察介入老年人虐待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老年人虐待比较复杂,应该在警校中加强应对老年人虐待的警务课程建设,既要有老年学方面的理论课,又要有处理老年人虐待的实践课。     

老年人精神赡养方法探微

随着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口的增多,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质量,本文试图从探访老年人的角度提供一些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方法和技巧。     

空巢老年人研究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空巢老人的数量迅猛增加,对空巢老年人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空巢老年人的数量巨大,并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空巢老年人内部差异巨大,不同类型的空巢老年人的生活现状、健康情况、家庭关系存在很大的不同;现有空巢老年人的研究中,定量居多,定性研究偏少,静态调查偏多,动态调查较少。对于空巢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需要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老年人存在的心理问题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转型,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得到提升,然而却多地出现老年人自杀的现象,尤其在农村,老年人自杀心理问题案例有增加趋势。分析农村老年人的自杀心理问题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维护老年人的社会权益,切实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文章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结合中国老年科学研究中心2010年全国老年人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老年人自杀的原因,除了有经济保障和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外,更有心理因素、社会关注等精神方面的深层原因。进而提出一些建议,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切实保护老年人的权益,构建和谐新农村。     

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探究

"一事不再罚"原则作为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我国法学界普遍认同,但如何理解和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不少分歧,也暴露出该原则理论上的不成熟和迫切的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为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处罚实施,实现罚当其过,解决实践中的重复处罚、多头处罚问题,应进一步明确该原则的内涵,统一其适用原则和标准。     

失信惩戒机制滥用之防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行政法规定的惩戒手段已无法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失信惩戒机制的运用因具有显著效果而在实践中被大量使用。在我国,失信惩戒机制具有使用频率高,适用范围广,使用主体多和关联性弱等特点,失信惩戒机制的滥用造成了一定不利影响。多方合力的措施可以提供有效防范失信惩戒机制滥用的思路: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强法治意识,创新工作方式。除此之外,还要充分重视企业信用,在重视契约的同时,还要打造诚信的企业文化,以及强调公民意识,促进个人信用的建设和突出新闻媒体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可以有效防范我国失信惩戒机制的滥用。     

“一事不二罚”在行刑交叉案件中的适用——从一例危险驾驶案切入

在处理行刑交叉案件时,厘清"一事"、"二罚"的关系,适度延伸"一事不二罚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划清权力界限、保护公民权利、节约执法、司法成本均有重大意义。行刑交叉案件中的"一事不二罚原则"应该贯彻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罚责内容上的"有限并科"、"同质罚责刑事优先,相异罚责各自适用"以及"及时移送"三大核心内容。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理论再认定

我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于该政策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学界仍存在争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被解读为刑事司法政策,其基本内涵应是宽严之“济”,区别对待.与其他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应当重构,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修正和变革,同“严打”政策存在并存空间,也是刑事政策两极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管窥我国的法治进程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是我国治安管理领域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所反映出的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对警察权力的规范和制约以及对程序法制的重视,无疑是我国法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是它自身立法模式的相对滞后以及一些具体内容在理论界所引起的争论,也反映出我国的法治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道对死刑的诘难

对罪犯的人道是指对罪犯的宽容与同情。死刑之所以不人道,是因为它剥夺生命,使人因同情、怜悯被判死刑的人而产生不快与不忍。在公正、效益和人道三大刑罚价值中,人道是废除死刑的惟一理由,而公正是保留死刑的惟一理由。死刑存废的矛盾体现在公正与人道的矛盾上。     

肉刑在两宋时期的思想论争与制度表达

肉刑废复之争在两宋时期再次出现,制度上则有刺配法与之相对应。通过这一时期有关肉刑废复之争和刺配法的大量施行,可以发现,虽然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出发点不同,对于肉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更为关键的是,流刑在宋朝已经不能发挥中间刑的作用,这是导致肉刑之争和刺配之法在两宋时期再度出现的重要原因。     

罪责刑相适应理论的批判性解读

我国刑法学主流观点将刑法第5条的规定视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这种理论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与误区。首先,在提出的背景上,其曲解了刑罚个别化与罪刑均衡的内在关系;其次,罪—责—刑的结构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缺陷;再次,其对罪刑相关因素的内涵界定存在着自相矛盾;最后,其加剧了刑法功能的冲突升级,并最终肢解了刑法功能。从维护我国刑法学体系协调的立场出发,应当终结罪责刑相适应理论,重新回到罪刑均衡的时代。     

试论社区矫正中的惩罚监管

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应体现刑罚的本质属性——惩罚性。在社区矫正中,应以惩罚监管为核心,兼顾教育矫正与帮困扶助的矫正作用。但在试点期间,由于各种原因,使一系列惩罚监管措施在实施期间出现了各种难题,导致其并没有充分、合理地适用,使惩罚性在社区矫正中的体现削弱,这不仅有悖于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弱化了刑法预防、惩治犯罪的功能,而且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尤其是受害人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质疑或否定。因此应当高度重视这一现象,认真研究并采取对策予以纠正,确保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治安管理处罚中引入社区服务令制度可行性研究

随着行刑社会化、行刑轻缓化及恢复性司法理论的不断发展,社区服务令制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被很多国家引入作为针对轻罪的行刑方法。社区服务令制度不仅在刑事司法领域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在行政处罚领域也有大可为之处。当前,可行之处是将社区服务令制度纳入治安管理处罚领域,需要对其在概念上重新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服务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