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领导模式

一、两种基本领导方式1、政治领导和法律领导的基本含义一般说来 ,政党要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有两种基本方式 :一种是政治领导 ,另一种是法律领导。政治领导主要是指政党以其对社会的巨大号召力和影响力 ,左右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国家权力的运行。具体地说 ,就是政党凭借其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其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其实践结果的利民性 ,对其所代表的人民产生巨大的说服力和号召力 ,使人民服膺其主义和理论 ,赞成其路线方针政策 ,志愿加入其组织 ,支持其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主张。政党政治领导的实现形式是 ,人民在事关国家和社会…     

马克思主义利益视角的社会稳定及政府控制

从利益的视角审视,社会不稳定的最大诱因是利益分化所造成的利益对立与利益冲突.政府维系和实现社会稳定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利益调控弱化和消解利益的冲突和对立.当代中国政府控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制度、政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利益调控手段的综合运用,为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构筑一个良好的社会稳定机制.     

论监督的本质特征

监督的本质是管理和控制。政治监督和法律监督就是对国家权力的管理和控制。监督作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监督作为一种控权机制,具有制度性、调控性、质疑性、上位性、外在性、独立性、权威性、从属性和有限性等八大属性和本质特征。监督与监察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监督中包含着监察,监察为监督的一种具体和特定的实现形式。     

公共政策活动中的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

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和目的,公共决策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并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主要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通常选择那些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方面,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在此基础上综合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通过公共政策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各个社会成员间进行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须立足于组织使命的完成和最高目标的实现,因而也是有代价的,为此,必须使政策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达到政策行为规范化,而要做到这些必须使政策尽可能做到社会公正,并努力使政治决策系统接受,这样,政府的政策才有合法性和权威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0 年的回顾与反思——《政治体制改革》评介

江苏省行政学院金太军同志撰著的《政治体制改革》一书,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重大决策研究报告集”的重点书目之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２０周年之际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该书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认为政治体制是以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政治权力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为中心内容,由各种政治组织、设施及相应的政治和法律规范构成的社会———政治体系,它以实现既定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为职能,以巩固和发展该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为目标。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公民政治权利实现:条件、制约因素与路径

政治权利是保障公民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权利,它的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合格的公民是其个体基础,独立的公民社会是其社会基础,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其制度基础。但在我国,由于缺乏相应的公民素质,公民社会组织相对脆弱,法律制度方面还存在诸多障碍,难以充分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充分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应培育具有相应文化和技能的合格公民;发展各种民间组织,培育独立的公民社会;从法律上健全各种制度,确保公民真正享有政治权利。     

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及预防措施

有组织犯罪是现在社会中一种高形态的犯罪,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威胁着人民的自由与安全。有效地打击和预防有组织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是我国长期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由于有组织犯罪的成因包括很多方面,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和法律等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综合系统。因此,从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出发,设立特定的机构,完善我国有关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制度和体系十分必要。     

国外政党联系社会组织的做法与特点

政党自身政治主张的实现需要联系社会组织来获取其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一些国家的政党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模式。概括起来,就是努力维护社会组织利益,体现其要求;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吸收其成员;延续优良传统,探索新途径等。     

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原动力

在法律文化的意义上考察,宪政源于古希腊人对城邦国家制度的热爱,他们认为参与城邦的政治就是最大的幸福,宪政则提供了实现幸福的途径。在近代西方国家,基于对自然法理念的执著和社会契约论的解说,启蒙思想家始终致力于探求维护人的“天赋权利”,实现自由、平等、公...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法律保证制度研究——以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为例

东道国的法律政策、社会稳定状况,国家间外交关系会给企业的海外投资带来各种风险.完善我国海外投资政治、法律保证制度,充分利用双边、多边及国际条约,解决投资争端,化减投资风险,维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十分必要.     

政治体制

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和。即为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工作方式等具体制度和规范．如领导制度、选举制度、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制度、人事制度、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制度、政策制订制度等。它是政治制度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中的具体化，同政治制度相比，     

产权与民主的演进:当代中国农村政治调控的变化

财产权和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两者，国家可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调控。为从这一角度论证产权与民主的演进，文章首先提出两个假设：一是假设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会促使人们作出政治上的选择，他们要求国家创造一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其产权的政治体制；二是假设只有立宪的政治秩序才能有效保护人民的个人产权，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为验证上述假设，文章分析了改革以来中国农村政治调控的变化，认为农民的变革要求和国家对此的回应以及国家出于节约费用的考虑，导致了国家调整农村政策。而政策调整所导致的农民个人产权的成长和自由的增多，使农民、进而是农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三个层次上：一是农村社区基层民主制的成长；二是地方政府对农村社区的农户权益的维护；三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民主化     

必须强化党和政府政策的权威性

政策的权威性就是政策对于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对象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要求人们按照政策规范自己的行为。政策的权威性是政策功能有效发挥的前提条件。政策如果失去了权威性，就会导致功能丧失。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和政府政策的作用，必须强化其权威性。强化党和政府政策的权威性是由政策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政策是政治实体的政治行为，主要表现形式为行为规范。政策是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党和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政策是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一种弹性规范，主要…     

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以鲁中东村为例,分析了乡村治理中国家权力的见缝插针、国家政策地方规约化以及地方对国家力量援引的运作规则与机制,将国家权力嵌入在村庄的社会结构、关系与规范之中,即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它既加强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同时也维持与强化了地方性结构与规范,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地方秩序的稳定。随着国家能力与乡村社会性质发生双重的转变,当前基层政权的治理机制需要从消极的简约治理、单向度的制度建设中转入积极的嵌入式治理。尤其可以借国家政权从汲取型向输入型的转变契机,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为国家的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已提上了政治决策者的议事日程,政府开始把民间组织或社会团体纳入社会治理的主体范畴,将之作为调节社会利益关系、表达社会利益诉求的重要制度形式,以推动社会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发展。由于法律制度上的缺漏,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尚未实现制度化和法治化,这不利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因此,需要通过加快制定《社会组织基本法》,确立基本实体法律制度框架;革新社会组织程序性规制,降低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完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制度,拓宽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范围等措施,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涉民族因素社会冲突治理中的问题及对策

涉民族因素社会冲突既不关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又与宗教问题无涉,通常表现为民事纠纷或刑事问题等,冲突的目标既不是为了改变法律规则,也不是为了颠覆现行政治体制,因而与民族问题存在本质差异。在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偏好使用政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手段加以解决。这种政治优先策略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也在客观上模糊了涉民族因素社会冲突的范畴,后果是将单纯的法律关系替换为政治关系。在社会治理的角度,法治对策是现实选择,具体有:培养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统一法律体系,尤其迫切需要完善程序性法规建设;做好政策与法律的协调、衔接工作;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等。     

现代社会中的利益群体与政策调控

“政治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参与政治生活，并实际成为现代社会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政治生活中由于这一力量的介入，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即在于它与现代国家和政府的政策调控的关系上，在某种程度上说，影响政策调控是利益群体特有的功能之一。因而，研究这一课题，深刻挖掘利益群体的这一功能，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所谓利益群体是指某些政治范畴内，基于共同的利益、意志、愿望与要求而采取共同行动的社会组织。利益群体是近、现代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及其实践把握

一、法治与德治的基本内涵及其辩证关系确认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科学含义 ,对于在实践中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及其作用 ,至关重要。“所谓法治就是通过一定阶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治理方式”[1] (Ｐ2 54 ) 。江泽民同志指出 :“依法治国 ,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以法进行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公共政策误读与空间优化

公共政策作为社会利益再分配的工具对社会的进步功不可没。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学界对公共政策的多种误读不仅不利于政策功能的正常发挥和政策科学的长远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推动法治中国的发展进程。法律和政策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两种正式制度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公共政策有广泛的用途和强大的基础。政策的合理性空间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在选择政策备选方案时的自由度和多种政策方案各自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各种可能。要构建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空间需要不断强化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此促成政策与法律和谐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