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被过度占用的根源及对策研究

在我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土地被过度占用的现象很普遍.土地被过度占用有广泛的根源,也有许多危害.为此,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并从适度推进城镇化、保护基本耕地和农民生存权益、监管城镇用地规划和非农土地利用效率、改革现有财政体制、科学确定征地补偿价等角度寻求解决对策.     

浅析中部农业大省农村土地流转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农村土地流转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推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农村土地制度改进,是新一轮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和关键。中部农业大省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如何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抓住机遇、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对于有效利用农村土地资源、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吴象:千万不要忘记农民问题

著名农业问题专家吴象同志最近在为即将出版的《回望家园》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农民问题。吴象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席卷全国以包产到户为发端的农村改革,使亿万农民掌握了自主权,成为农业发展和经营的主体,得到了实惠,从而唤醒了他们对土地、对生活、对劳动的热爱,积极性空前高涨,短短几年就基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惑全国上下而一直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吴象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从农村开始突破并     

宗教财产权存在的问题分析

对宗教财产权问题进行研究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宗教财产权的保护现状,保护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的切身利益,保护宗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宗教财产的有效运用。本文从宗教财产权的主体界定不明,宗教财产的来源问题、财产权的使用问题三个方面论述了宗教财产权存在的问题。     

外国征地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改造和农村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土地征收越来越不可避免,且征收数量越来越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土地征收过程中侵犯农民土地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组调研发现,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论述及其当代价值

列宁对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起始于十月革命前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分析,完成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合作制、农业市场化的探讨,构建了包括土地问题、合作制发展、农业集约化、农业技术进步、农业市场化和农民发展在内的理论思想体系。目前,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而"旧三农"问题,现已转化为"新三农"问题,即农村生态环境滞化、农业资本盲目化和农民分化。重温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论述,对解决中国"新三农"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强化承包制中集体"统"的方面;农业发展的方向应是农业"集约化"而非"规模化和资本化";农业市场化不是彻底市场化,而是培育和优化农村市场;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民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制约农业、农村、农民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日益凸现。例如,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村体制机制不健全,发展的内在活力不强,农民增收难,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等。这些问题和矛盾如果得不到切实解决,全面小康和加快推进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是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加快推进现代化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一个需要长期艰苦奋斗的实践过程。     

农业现代化改革能成功吗?

<正>《南风窗》以《分化的村庄》为题,描述了当前农业现代化之艰难。看到这个题目,想起了10年前我作为《南风窗》的特约记者赶赴湖南农村去做"三农"问题调查的情景。那次的专题策划描述了湖南农村农民维权抗争的种种前因后果。当时,因土地等基本权利的缺乏,农村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酿成大规模的对抗性格局。10年过去了,中国农村的状况其实改观不大:尽管农业现代化的提法轰轰烈烈,但却仅仅停留于技术层面的改革,并未触及基本制度和权利。而现下许多农村问题恶化的真正原因也并非改革本身,而恰是制度     

政情

发改委力争在重要领域的改革取得新突破国家发改委日前在会议上提出,2013年将"力争在重要领域的改革取得新突破"。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说,2013年我国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抓紧研究制定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措施;同时还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规模结构,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     

农地流转的特点及其对林权改革的启示

"农民流动、土地流转"被视为当下中国农村最富历史性的变革,为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潜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在政府、市场等多种力量的推动下,一些地方的农地流转市场开始形成.其农地流转中呈现出的规模化、市场化、规范化、方式的灵活性和利益的多元化等特点,对新一轮林权改革提供了借鉴.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镇政府改革路径探析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城镇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统筹谋划、积极稳妥推进乡镇政府改革,探索适宜的改革转型路径,对于加速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乡镇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水

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成都市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期限设定为"长久不变",为日后土地有序流转、社会资金进入农村奠定扎实可靠的基础。农村产权改革实际上是艰难的利益调整。     

越南通过革新土地政策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越南是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多、耕地和林地占国土总面积60％、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20％的传统农业国家，农业、农村和农民在越南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革新开放以来，越南通过不断革新土地政策，推动农村生产力解放，使农业农村得到迅猛发展，并对越南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城镇化,谁来种地?

土地流转应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不得损害农民承包经营权益。但在实践中,何谓农民的意愿,却是个"模糊"的问题,并且可以操作成对农民意愿的违背,和对他们权益的损害。在2013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到"家庭农场"这一概念,并主推它的发展模式前,安徽的河镇已经"探索"多年。在城镇化背景中,"谁来种地",土地如何流转,土地制度又向何方改?这些问题,日益逼近。放大到中国农业的发展进程,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合作社,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工业化背景下的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大规模经营,     

“新农村”的决策背景

新农村的政治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农问题”,作为农业、农村、农民三个问题的总称,是199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提法。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农业问题,没有“三农问题”,或者说农村和农民问题没有凸现得很严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的一段时间,农民收入的增长率一度超过15%,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水平,生活改善效果明显。1986年以后,主动的农村改革陷于停顿,但农民的普遍状况仍在朝好的方向走,这要归功于乡镇企业的兴盛,为很多农民提供“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机会,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也提升了农民的收入。进入1990年代,城市的改革步伐后…     

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和趋势——以农村为例

改革以前，集体化的农村组织．统购统销的经济政策和限制流动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地锁定在土地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进入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日益加快。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现状和趋势的研究，有利于化解农村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农业现代化与现实中国乡村

<正>"城市化"、"现代化"想象及其具体执行将对中国农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农村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径,合理的未来中国农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图景,是当前各界争议颇大,而讨论并不充分的重大问题。经过了农业税时代和"新农村建设"为主旨的大量财政资源投入两个周期后,在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纲要"四化同步"中,"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成为新时期的中国农村政策重点。其实质是,在"城乡统筹"的话语下,让更多半工半农的农民完全脱离农村"市民化",同时将空出来的土地集中,进行更具规模化的"现代化"经营。     

农民工问题与政府作为

在英、法、德、美的现代化过程中,通过解除人口流动障碍的政策,农业和土地政策改革,加强就业,实行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就业职能,改善城市住房、卫生、交通问题等,逐步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做法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中国乡建院:规划未来乡村

01 颁奖词:健康的城市化需要健康的乡村,破败的乡村必然催生无序的城市。在城市化如火如荼进行的过程中,中国乡建院把眼光投向未来,以"逆城市化"的思路尝试乡村建设,寻找农村的主体性。这是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益的探索。在新型城镇化、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一体化等等理念的冲击下,人们似乎忘了即便城市化进程完成,也还是会     

略论重构农民利益的生成

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呈缓慢增长状态,增收乏力,农村市场疲软,农业、农民利益流失.造成农民增收难的主要原因:一是计划经济时代非农偏好的历史惯性、思维定势、投入体制等因素的严重存在;二是现行农产品流通体制使农民在产品交换中利益受损.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稳定增收的问题,就必须从新世纪社会发展走向和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通过加快农村改革,重构农民利益的生成机制和保护机制来确保农民利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