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社会结构与政治稳定

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 ;在二元结构条件下形成的城市“压力转移”和农村“精英转移”的互动机制的确发挥过重要的政治稳定功能 ;然而 ,这一稳定机制具有内在的局限性 ,迫切需要在从城乡分治到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中 ,再造中国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     

新农村文化内生机制中非政府组织功能与角色探究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尤其是农村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然而,与农村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面向农村的文化产品匮乏,农民文化生活单调贫乏。当前进一步推进"三农"建设的重要命题即如何适应新形势,建立并完善农村新型文化的生成机制,增强农村新型文化活力。农村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一支,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能够分担政府职能,填补市场缺位,团结个体农民,扮演着素质乡民的带动者、文明乡风的引领者、和谐乡情的维护者、生态乡境的守护者、民主乡村的推动者等多重角色,从而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引导功能与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非政府组织建设,提升其文化内生引领能力。     

“阶层固化”的逻辑与出路

夸大家庭背景对个人向上流动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从其他更主要的因素去理解政治精英群体的"阶层固化"现象。历史上的政治精英选拔机制多种多样,但大致可归为两类:古代社会的政治精英选拔多采用继承、举荐、科举等方式,其基本取向是身份条件(即使是科举,更多的也是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认同,相当于教义辨析,而非政治实操能力);现代社会则更多地通过考试、选举、推荐等制度来产生政治精英,其基本取向是能力条件。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是政治精英选择标准从身份到能力的变化。与之相对应,国家的整体治理能力也藉由治理者个人能力的发挥,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

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是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维度。在转型过程中,我国乡村社会的利益格局持续变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实现的方式异彩纷呈。在变化与多元的现实中,透过表象揭示乡村利益传输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进而解析乡村利益政治过程的内隐机制,是正确理解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     

论农村区域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对策

农村区域文化有其丰富的内涵和时代表征;它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力,是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器,是建设和谐农村的加速器。因此要在认知理念、文化供给、特色活动和文化创新四个层面加强农村区域文化建设。     

政治精英流动走向制度化

当今执政党政治精英的选拔标准、程序等出现了越来越制度化的趋势,这套体系大致包括:年龄限制、任期制、职务历练、逐级晋升等。每逢中共党代会以及此前的四级党委换届,中共政治精英的流动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寇健文教授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认为,中共在政治精英流动和晋升中展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制度化趋向,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大国的执政党,不断成     

以农民政治水平的提升促进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优化

农民政治水平是农民通过公共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和农民利益的能力,农民政治文化水平是农民政治水平的核心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能力,即有能力发起并参与关乎农民自身利益的协商是检验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是否正常运行的标准。当前,农民政治协商能力不容乐观,但完全否认农民具有政治协商能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要优化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农民在协商中就必须表现出较高的协商能力并得到应有的尊重。为此,要制定促进农民参与的各项公共政策,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升农民的自治能力,去除官本位文化在协商中的影响,保障农民交流和参与的权利,在民主协商实践中训练农民的政治能力。     

浅析代议制民主的前提与限度

政治精英集团和基层民众团体是政治体制中的主角,代议制民主在当代社会有效运行所需要的前提和基础依赖于这两大群体的互动与协调,因而从这两大主角出发,探讨民主制度发展的前提与限度,避免混乱秩序和重大政治问题的出现,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美国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与生成逻辑?

政治极化在当今美国政治中有持续增强趋势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选举政治、国会运作和公共政策制定,同时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亦存在颇多争议。美国的政治极化可分为政治精英和公众两个层面,两者的逻辑关联点是美国选举体制赖以存在的政治地理的区块划分,在总统大选中表现为以州为基本单位的选举人团体制,在国会选举中表现为以选区为基本单位的议席竞争体制。以此为基础,政党和公众作为双向施动者共同构建了美国政治极化的三个基础性生成机制和两个反向生成机制。虽然美国人口结构变化与限制政治献金的立法进展可能使美国政治生态在未来发生回调,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公共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可选择性、社会运动的冲击、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增加等因素使得美国政治极化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美国政治极化的持续,要求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应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特点,加强与美国民间的交流,并对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回归做好充分心理准备。     

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为谁而选举?

妇女参政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但是,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1988年广泛实行村组差额选举以来,妇女在村级治理结构中的政治参与水平却不断下降并持续走低。祖德·豪厄尔教授的分析表明,社会实践、经济结构、制度规范、制度程序及政治文化,都对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于建嵘著《岳村政治》一书介绍

于建嵘博士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商务印书馆 2 0 0 1年版 ) ,试图通过对近百年来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状况和特征的描述 ,为创建中国“乡村政治学”而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政治变迁的不同历史时段加以系统分析 ,对县、乡、村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政治单位进行系统考察 ,对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进而在历史上和逻辑上揭示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换的运行轨迹 ,是该书的特点。作者的研究选题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 :改革开放后 ,在中国农村逐渐推开的村民自治的政治制度引起了社…     

台湾职业流动及其成因探究

职业流动既是社会流动的载体，又是社会变迁的推力。从世界范围看，职业结构并非静止而是动态高级化过程。高层级职业逐渐增加，低层级职业有所下降。这为劳动者向上流动提供了空间。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的职业流动是垂直流动，表现出工业化的特征。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职业结构高级化有所发展。研究台湾工业化过程，笔者发现其职业流动符合普遍法则，农民是一种外流的职业，工人是一个大量流入后又流出的职业。农村青年以农民和工人为职业度过了生命的黄金期，再继续流向其它职业。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工人在职业结构中的比重下降，服务业职业的比重逐步上升，从而逐渐实现社会职业结构的高级化。     

中国新农村选举政治中的精英分化与制度回归

目前,中国正处于新农村建设的开局阶段。民主下乡、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给农村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背景,促使更多的精英分子向农村回归。他们的出现,对于新农村建设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国家对社会的过度侵入、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必然违背村民自治的宗旨,导致精英非精英在农村中广泛存在着。对此,应该对精英进行规制,对政治主体进行制度规范,对选举过程进行程序规范,从而使民主的程序沿着制度化的轨道推进。     

南书房

《"气"与抗争政治》应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版90年代以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中心性问题,本书通过几个案例的深入比较分析,以中国文化中"气"这个概念为视角,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抗争行动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转变,并探讨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     

从中国农村看中国社会

正中国从来就不止一个农村,至少从来就不止一个类型的农村。即使是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也未必敢说他真正了解农村。他所了解的,可能只是他自己的那个村庄。想了解农村,我们必须在整体的中国里来看农村;而想要理解农村问题,必须站到历史的高地,既看到传统中国的乡村,也看到农村在过去100多年来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想象未来的农村图景。数千年来,中国的农村供养着城市,成长为城市,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小商品经济的传统产业结构里与城市文化相通,社会相连,政治共和。然而,自1840年西方工商业资本入侵以来,这种一体两面的格局被现代"化"了。农     

两种民主理论之辨——对一段历史的重新审视

古典直接制民主与现代代议制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多有不同。前者是一种平民的业余政治,后者则是一种特殊的精英政治,或是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混合物。在实践层面上,代议制民主更有可行性;在理论层面上,特别是在权力合法性方面,直接制民主则有更大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一段历史颇能引人深思。     

几千万光棍的社会风险

<正>婚姻市场,和其他社会领域一样,被蔑视弱者的价值观念和法则所染指。在当下,也许不会出现光棍群体挑战既定政治秩序的风险,但在社会层面,则风险重重。今天中国婚姻问题的一个焦点,就是光棍问题。它同时是性别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我们担心的是,它会形成对社会结构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特征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促进了农村政治结构的合理化,推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高了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然而,在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胶着在一起,滞后于农村政治制度的发展.因此,要加快农村政治文化创新,提高农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农村政治制度变迁提供文化支持.     

党内生活探析——一个分析政党精英文化的框架

正导言经典政党理论强调,组织对于理解政党非常重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政党理论学者更为注重研究政党组织问题,但此类研究的范围局限于政党组织的正式结构,对政党文化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开发。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回答如何在精英层面考察政党组织文化这一问题来加强对于政党文化的研究。文章发展了一个分析框架,并将其用于分析瑞典七个政党的组织文化。由于文章所分析的瑞典政党涉及各个政党光谱,所以     

新加坡2011年大选与政治发展模式

在2011年大选中反对党的进展以及执政党、反对党和选民所表现出的选举理性,表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尽管新加坡仍具有威权主义的体制形式,但是其政治发展却表现出优质性民主的特质,这表现在民主化过程稳定而有序,政府管理的水平和效率较高,充分实现了体制所规定的民主权利,尽管其民主仍有待于发展.政治转型较晚而在权威主义体制内把民主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原因是由其民主的主客观条件较为成熟、政治精英与民众共同推动民主化进程以及政治体制制度化水平较高等因素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