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和平衡

情理与法理相互联系紧密,彼此支撑。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却仍会出现情理法理难以两全的局面。公众评判案件结果的好坏往往与自身的教育程度、价值观念和身处环境相关。合法但不合理、合理但不合法,是情理和法理的主要冲突表现形式。现代法理和我国传统的情理观念的冲突,关于新生事物的立法滞后,法官职业素养的参差不齐以及大部分民众法治观念法治思维的欠缺是情理与法理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为了更好地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将我国传统情理与立法情况相结合,在现代法治精神与原则的底线上,做到良法善治;在司法上,法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坚持法治原则,同时要兼顾案件判决结果的社会效果;民众也需提高法治思维,提高法治观念,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法治保障

本文主要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法治保障进行的研究,重点分析了法律规范体系不完善、法律实施环节存在缺陷、法律监督相对滞后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坚持把完善立法与职能界定、依法决策与民主参与、行政执法与效能提升、法律监督与廉政建设相结合,为服务型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与德治是治理国家的两种不同方式,二者各有特点。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单纯的法治或单纯的德治都有局限性,好的国家治理需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国家治理、法治、德治内涵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法治与德治具有非常紧密的辩证关系,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治理都需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立法、执法及法律宣传等方法并重;在守法方面,要在全社会形成守法的道德环境;在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背景下,党政领导干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做到以上三点,方能促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构建责任政府的理论分析:问题与对策

作为西方近代政治发展的产物,责任政府构建在"主权在民"和代议制民主基础之上,且与现代宪政民主思想紧密相关。即应以"对谁负责"、"如何负责"为逻辑线索建立责任政府。从这一逻辑出发探寻,我国责任政府构建中主要存在主权者问责虚化、权力机关问责矮化、法治层面存在缺陷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完善主权者问责,加强权力制约和法治等途径来形成与强化责任政府建设的推力和保障力。     

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种实践思路阐释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法治中国建设必须以执政党和政府强力推行和大力促进的方式展开。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法治文明基本规律和法治原则的人类普适性与法治模式和法律制度架构的具体特殊性的统一,坚持与民主中国建设和宪政中国建设协调统筹共同推进,坚持以法治政党建设为统帅、以法治国家建设为目标、以法治政府建设为核心、以法治社会建设为基础,坚持宏观与微观、整体与部分协调统一为行动策略,坚持以党政官员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及其能力培育为抓手、以树立司法权威为根本保障、以社会公正为着力点、以社会道德建设为精神助力。法治中国建设还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智库建设,同时要高度警惕并坚决杜绝法治大跃进的思想和行动。     

法治中国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联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紧密呼应,显示出法治中国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也体现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法治中国建设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要求党、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基本行为方式必须实现法治化,二者统一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行政法视域下的政府诚信问题初探

政府诚信是构成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其本身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社会工程。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府信用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拟从政府诚信的学理依据,和评价标准的角度,揭示政府诚信的要义所在,以深化对政府诚信的认识。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法治评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主题。本文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入手,在法治的框架内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评价,提出构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法治评价体系建议。     

加强大学生网络法治意识建设探析

提升大学生网络法治意识是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和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研究大学生网络法治意识,要把握其自主性、潜隐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针对分析在提升大学生法治意识过程中面临的大学生网络法治观念淡薄、高校网络法治教育缺失和虚拟网络环境复杂多变问题,提出相应的优化措施.通过培养大学生网络法治自律意识、加强高校网络法治教育实效...     

俄罗斯反恐经验对我国反恐法治建设的启示

为更好应对国内外恐怖主义威胁,我国政府不断推进反恐法治建设以适应日趋严峻的恐怖主义活动形势。通过借鉴俄罗斯反恐法治建设的先进经验,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反恐立法体系,加快我国反恐法治和专业队伍的建设。     

普法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特点和实践路径

高质量普法教育关乎培养公民法治素养。本文探讨了高质量普法教育的特点和实践路径。普法教育应包括全面深入的法律知识,注重实践与多元化教学方法。重视教师队伍的培训与创新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倡导校园与社会的融合实践,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强调多方合作机制与有效评估体系的建立。这些实践路径将有助于提升普法教育的质量,培养公民的法治观念和实践能力,为社会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青少年犯罪预警系统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问题初探

如何把青少年犯罪率减少到最低，是多年来政府相关部门和诸多研究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借鉴社会预测的基本方法，建立青少年犯罪预警系统指标体系是必要的和可行的。设想青少年犯罪预警系统指标体系由主体指数、家庭环境指数、社会环境指数、综合治理指数等构成，指标的遴选兼顾完备性和精炼性、科学性与可行性、静态性指标与动态性指标、客观性指标和主观性指标的基本原则，同时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青少年犯罪预警管理系统。     

实现法治建设的价廉物美

南风窗/半月刊2006.5上8自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目标入宪,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宪法原则以来,法治走出了学府的讲坛,成为举国上下的热门话题,成为执政党和政府必须遵行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法学界对法治的理念、原则和具体制度,提出了许多有     

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中的刑事法治保障

日益突出的农村留守儿童加害与被害问题,反映出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中的刑事法治保障亟待跟进。然而,当前我国在处置农村留守儿童刑事问题上还存在着观念偏狭,以及刑事立法欠科学、司法处置不足等问题。因此,必须立足于农村留守儿童刑事事实根据,遵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律,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指引下,进行观念、立法、司法上的一体化改进,从而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提供强有力的刑事法治保障。     

以权利教育为核心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实施路径研究

权利是法治之本,权利意识是公民教育和宪法精神的核心内容,青少年法治教育要以权利义务教育为本位。以权利教育为主线的青少年法治教育要从其性质、目标和内容三方面来理解,并通过学校、社会、家庭三个层面统筹推进。以学校教育主渠道为中心,从权利教育出发加强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活动、教育文化的体系建设;引入社会力量,构建社会协同法治教育平台以形成合力;推进家校教育联动机制提升家庭法治教育效果。青少年法治教育要在全过程中贯穿权利教育,从而培养青少年成为具有民主法治理念、权利义务观念、民主参与能力的合格公民。     

儒家学说与正义观念——兼论与西方思想的比较

本论文以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正义理论为参照,对以“道”、“礼”、“仁”、“义”为核心内容的儒家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念进行了理论上的构建,认为这四个观念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论文表明,与西方的正义理论相比,儒家正义观念具有开放性与超越性的优势,而其强调道德主体的自我观照与自我完善的理论特征更使这一思想体系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与文化色彩,是一种更积极进取的社会政治理论。论文最后提出,利用儒家思想中正义论的思维框架,辅之以西方思想中普遍的平等主义因素,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既能够体现法治的原则,又能够充分扩展人的主体精神的新的正义理论。     

论贸易援助评价制度及对我启示

贸易援助的监督和评价制度是贸易援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援助评价制度迄今为止的发展都是在WTO体系内实现的,它调动了大量的援助资金、提高了参与各方对于贸易在发展中的地位的认知,提升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能力,这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较为完备的贸易援助评价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贸易援助也是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贸易援助将被整合到更大的全球发展努力之中。无论是其现实发展,还是其未来趋势,贸易援助评价制度均对中国对外援助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应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援外评价体系:一方面,应借鉴贸易援助评价制度的先进经验,坚持定量监督与定性监督相结合,自我评价、相互监督与公众监督相结合,构建逻辑体系完整的援外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应立足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确立后的贸易援助发展趋势,着眼未来,推动中国特色的援外评价制度的建构。     

和谐本位政治文化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设

和谐本位政治文化是指与和谐理念紧密关联,体现着和谐的精神和要求、原则和制度的一种进步政治文化形态。它具有先进性、主导性、宽容性、继承性、发展性、适应性、认同性等特征。它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主张政治自由与政治秩序的和谐与价值制约、利益与正义的和谐与相互调控、法治与德治的和谐与协作共治。和谐本位政治文化建设,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需要发挥执政党的领导力、政府的执行力、公众的参与力的作用,以形成发展的"合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三性”犯罪论体系的初构

“三性”犯罪论的构想,源于笔者对什么样的犯罪构成才符合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现实需要的理性思考,是以承继“四要件”为基,以借鉴“三阶层”为辅完善犯罪论的体系性构想。在路径选择上,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四个自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层次构建上,以“三特征说”为基调,注重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间的协调对应,以社会危害性要件、刑事违法性要件、应受惩罚性要件为犯罪构成,采顺序排列,递进判断,突出强化“社会危害性”的工具属性和实质要件定位。在内容充盈上,首先完善社会危害性要件内涵,以客体要素和程度要素作为评价要素;其次调整刑事违法性要件归类,以主体要素、主观要素、客观要素为正向结构评价要素;最后厘清应受惩罚性定位,以刑罚要素和阻却要素作为反向结构评价要素,从而形成“三性”犯罪论,以期为理论与实践互洽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法治现代化研究

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规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与法治体系的协调与统一,可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的相互促进,是铸就现代化强大国家、实现"法治中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