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个人"话语及其本质

中国古代只有"民"的概念而没有"人"的概念,"民"作为概念和范畴其意义是在和"君"以及"社稷"的相互关系中确定的。人在中国古代始终是第二位的。中国古代的"爱民"与"重民"始终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群体主义",本质上是"君主主义"。中国古代的个人观念与西方的个人观念不是相近而是相反。     

法治、德治及其相互关系

“法治”的内涵在与“人治”、与“法制”的差异中体现出来。“德治”并不是必然与“人治”相联系的概念。相反 ,“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国方略 ,对于建立“法治国”有着深刻的建设意义 ,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补充。德治既是法治产生的基础 ,又是法治实施的支撑。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的存在和演化都包含在广义的"自然"的存在和演化之中,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互相兼容,互相结合,这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从我的"人"这个中心,一圈圈推出去,就构成了两个"差序格局"。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不仅仅是人的特殊的一面,还要研究人与自然一般相同的方面,"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     

中国保甲制度的历史流变与利弊

中固保甲制度作为一种军事化的基层治安制度,它的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并以此形成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其滥觞是周朝的乡里制度。秦时商鞅变法的"什伍连坐"制已基本具有近代意义上的保甲之实,北宋王安石倡导的熙宁变法使之名符其实。此后,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国统时期"保甲"则成为"反共剿共"的手段,至新中国成立,此项制度也宣告寿终正寝。一种制度的利弊与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意志密不可分,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保制度更是如此。     

“异化观念”与“固执观念”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雏形

马克思在1844年厘清了"意识""观念"与"现实生活"的差异,并将前者作为概念的本身来阐述。在此基础上,他说明了意识形态形成的"实践"环节,并透过对"意识"与"观念"的表述,首次在意识形态视阈下阐释了"生活决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对"观念"的使用包含两种语境:"一般"观念及"具体"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一般)"观念"如何因"异化劳动"而产生了虚假性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分析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如何成为(具体)"固执观念",因其颠倒逻辑、误解实践意涵之故,从而导致观念的虚假性。通过对异化观念与固执观念的分析,马克思开启了对意识形态的初步认识。     

"美丽"的可能与"纯洁"的必要——中国当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话语变迁及其文化意义

通过对显示女性外在身体特征的"美丽"或"丑陋"与代表女性内在思想境界的"纯洁"或"淫荡"四个元素及其内涵外延的变异体认,可以清晰地考察出建国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所经历的巨大话语变迁.1976年之前女性的"美丽"与"纯洁"有着政治一体化年代特有的鲜明意识形态色彩,改革开放之后"美丽"的突围与在暧昧境地中挣扎的"纯洁"则越来越表现出了消费时代女性话语的新症候.女性话语五十多年来的沧桑流变既是时代观念变动的结果,也有女性主义思潮崛起后的文化原因,更是在不同流通机制运行下文学艺术的不同"叙述"方式使然.     

古汉语"亡其"小议

“亡其”是古汉语中的一个选择连词,但并不是所有的“亡其”都用作连词。连词“亡其”和副词“亡” 有明显的渊源关系,这对研究从甲骨文金文到秦汉典籍“亡”、“无”动词、副词用法的消长交替和流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代云南地区出现过商屯吗?--《明史·食货志》"商屯说"纠谬

商屯是明代推行盐法开中时派生出的一种经济形式.明代的云南地区普遍存在商屯的观点已成人们一致的共识.但翻检史籍发现,"云南商屯说"是错误的,明代云南地区没有出现过商屯,之所以有明代云南地区"商屯说"的产生,缘于<明史·食货志>中将"商屯"与"开中"混为一谈,误导了后人.     

"自然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精髓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继承了西方历史上"自然法"高于一切制定法、人为法、实在法的传统,而且把"法",即由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事实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律"作为自然法则予以强化。认为法之所以演变为法律,不过是经济规律的自然发展所至,人们只有把"法"的自然本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从经济事实中发掘出来,才能正确真实地表达"法律"。为此,他们将"自然法"的内容进行了革新,从另外一方面强化了西方自古以来"自然法"的传统理念。     

论"入世"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影响和对策

入世之后如何扩大对外开放?根据江泽民主席"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文章入世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十五"期间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规划,并从政府的宏观管理、已经"走出去"的企业和准备"走出去"的企业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从"审美"视域走向"境界"--论王国维的"知力意志"说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对其所研究与信奉的"审美"视域的学术超越;"知力意志"说是王国维从"审美"论向"境界"说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叔本华与尼采思想的综合提炼,它是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真、善、美"同一"之域性质的一个重要概念.     

论马英九“外交”理念与主张、特点及其影响

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台湾对外政策出现大转折。本文首先分析马英九“外交”政策理念与主张的主要内容，接着探讨其政策主张提出的背景与目的，然后分析其主要特点，最后对其影响与前景做初步简析。马英九主张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协商解决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扭转民进党时代“烽火外交”政策，改以灵活、务实策略处理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这有助于降低两岸在国际社会的摩擦甚至对抗。但马英九提出在“平等”原则下寻求“国际活动空间”与“国际人格”的做法，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会造成一定程度影响，“活路外交”到底能走多远值得观察。     

家族血缘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使得华夏先民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完好地保存了氏族社会遗传下来的家族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在后来的中国文化中,至少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作用:在政治制度上,"国"即为放大了的"家","君君臣臣"即为放大了的"父父子子",这种状况容易巩固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秩序,但却很难建立起有利于民主政体的公民社会;在行为准则上,"仁爱"代替了"博爱","礼教"代替了"法权",这种状况容易形成社会成员的自我约束力和社会群体的自我凝聚力,但却很难建立起有利于商品生产的契约关系;在信仰方式上,"人人关系"代替了"人神关系","宗法文化"代替了"宗教文化",这种状况容易造成复杂的人际纠葛,但却很难陷入非理性的宗教迷狂。     

中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变前后性别利益的比较分析

2005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简称《完善》)与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简称《统一》)比较,"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的筹资比例以及养老金支付办法发生了变化.本文主要分析这两项变化对女性养老金利益("养老金月收入"和"养老金收益率")以及男女两性养老金差距所发生的影响("月收入均值"、"总收入"和"养老金替代率").通过计算,我们发现,从《统一》到《完善》的转变,一方面使男女两性养老金利益都有所改善;另一方面,由于男性的改善速度高于女性,因此男女两性养老金差距有所扩大.     

明清不带宾语而用于动词前的“给”的词性探讨——兼论“被”、“替”、“把”等相关词语的词性问题

关于不带宾语而用在动词前的“给”及相关词语的性质问题，人们的认识一直是很有分歧的。许多学者认为介词是不能省略宾语的，因此，“x＋V”结构中的“X”只能归为助动词范畴。但从一些语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给＋V”中的“给”及相关结构“被＋V”、“替＋V”、“把＋V”、“对／对着＋V”中的“被”、“替”、“把”、“对／对着”的性质却很复杂的是助动词、动词还是介词省略宾语的形式，是与具体语句环境有关的。也就是说，介词省略宾语的现象是存在的，是介词泛化发展的结果，而这种省宾现象主要体现在口语性语料中。     

“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及其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

作为历史的"文革"已经远去,但作为文化的"文革"却在警示着我们.新时期以来,有关"文革"的批判与反思此起彼伏.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在现代、后现代化语境中反思"文革"时,不无惊奇地发现,"文革"思维并没有远去,其影像还依稀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某些角落.     

台湾南部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民进党的政治版图——兼对“南方政治”定义的探讨

台湾的政治版图已出现所渭"北蓝南绿"的格局,台湾学界有人将南部稳定支持绿营政党的情形命名为"南方政治"。实际上民进党在南部的政治版图从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显形,台湾南部由于本省人占多数的"省籍-族群"分布、具有更厚重本土味的性格与社会经济状况等的耦合,再加上绿营耕耘多年,引导和激发了较浓厚的"本土"价值,目前民进党在南部的政治版图虽收缩,但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使其仍有一定的根基。不过,研究者多数从民进党或泛绿在南部的得票率和政治版图等来分析"南方政治",这种定义是狭义性的,就"南方政治"与南部的社会政治环境相关性,从广义上其更应定义为地域意识或地方性在政治上的表现,它虽与民进党的关联颇深,但在蓝营方面也会有所体现。     

论“知假买假”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993年10月我国颁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随着该项条例的颁布,从1995年起在社会上逐渐产生了一批以"知假买假"而获利的"专业打假者"。由于"职业打假者"队伍的不断扩大直接影响到商家的利益,但却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一致支持,所以,"买假索赔"的消费行为到底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问题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本文就将运用民法解释学原理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浅的探讨     

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

英文ethnicgroup这一术语引进中国后 ,普遍共识的翻译为“族群”。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理解这一术语的含义和应用这一术语的实践中 ,存在对“族群”概念理解片面和应用泛化的现象。辨识ethnicgroup翻译为中文“族群”的准确性 ,同时针对台湾和大陆学界有关理解和应用“族群”概念中存在的问题 ,对“族群”应用的漫散无边和替代中文话语的“民族”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质疑 ,可以为全面理解和准确应用这一源自西方发达国家以“认同”为核心的术语 (eth nicgroup)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鬼蛊"的想象与建构——以黔东南苗族聚居区为中心的考察

巫与蛊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和学理上它们并非是一类文化现象。众说纷纭的"巫蛊",不过是一种自我中心地以邻为壑地想象与建构他者的方式。苗族"鬼蛊"观念来自于对"毒药"与"阴影"的想象与建构,其基础是巫文化,关键点在于"影魂成活"。"鬼蛊"观念嵌入了社会分类的系统之中,于是想象和建构了我群与他群的界限、"洁"与"不洁"的畛域,实现了群内资源的稳定利用和自身社会的高度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