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订之前 ,司法实践中对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 ,都是以诈骗罪定罪处理的。刑法修订之后 ,利用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 ,则被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 ,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罪名 ,即合同诈编罪。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在《合同法》颁布前后 ,其内涵和处延并不完全相同。那么 ,认定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 ,是以刑法修订前所存在的《经济合同法》等的规定为依据 ,还是以刑法修订后所颁布的《合同法》的规定为根据 ,其范围到底应如何界分 ?目前 ,刑法理论上尚未明确决定。本文在区别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构成特征的基础上 ,着重对此进行了探索 ,同时也论述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在法条竞合情况下的法律适用原则。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从体系解释的角度

欲划清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须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体系解释不仅要求形式上将刑法作为整体，做到上下文结合、总分则结合、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乃至宪法结合。而且从实质上将刑法作为价值体系，用刑法规范的目的即保护社会关系采区分和联系不同的犯罪。只有坚持刑法的形式体系统一于实质价值，才能厘清“合同”的含义、范围及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第266条诈骗罪法条竞合关系的性质、适用。     

刑法谦抑内涵新解

作为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刑法谦抑的内涵界定应当从文义出发,表述为刑法在调控权的发动、调控范围的划定、调控方法的选择及刑法运行的各个环节所具有的谦卑退让的品性。     

合同诈骗罪犯罪目的之分析与认定

新刑法第224条将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独立化为合同诈骗罪,以强化对此类严重干扰经济秩序和破坏经济有序发展环境犯罪行为的刑罚惩治力度.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正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与正常合同纠纷的界限,新刑法在法条用语上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定格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关于合同诈骗罪此一犯罪目的的客观表现及其分析认定,目前在理论界甚少研讨,作者试对此做出分析.     

对合同诈骗罪的认定、违约责任及合同效力问题的思考

新《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文章结合司法实践,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合同诈骗罪的认定、违约责任及合同效力做了一些探索合同诈骗罪的责任承担方式;合同诈骗罪成立后合同的效力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合同诈骗罪的认定进行了补充说明.     

略论合同诈骗罪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设立了合同诈骗罪,从此,合同诈骗罪作为一个独立的个罪出现于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但是,目前刑法界对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罪与非罪的界限等问题看法并不一致,这成为当前刑法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及其犯罪构成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各种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有如下四个:(一)其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在实践中,有的自然人以单位名义签订…     

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探讨

我国1997年刑法增设了合同诈骗罪,其目的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司法实践中遏制这类犯罪的需要,是加强对合同诈骗的打击力度的需要。文章从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法条竞合关系的适用等方面进行探讨,认为打击合同诈骗罪应从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构成要件上加以限定,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是修订后刑法所规定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犯罪罪名 ,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现行刑法虽然为惩治合同诈骗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如何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行为 ,是很有探讨价值的问题。     

论合同诈骗罪的罪过形式及定罪界线

文章认为,合同诈骗罪在主观上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间接故意和过失不构成本罪;区分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标准是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     

论刑法对利益的调整和保护

法律对权利义务的分配就是对利益的分配，隐退于刑法规范之后的利益观在决定刑法价值观、认识犯罪本质以及罪刑法定原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刑法对人们行为的２与保护就是对利益的比较选择，而对显身于刑法规范之中的利益，刑法具有与其它部门法显著不同的调控方式。     

房地产调控政策下购房合同履行问题的困惑与破解

近年来,因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导致大量购房合同因无法履行而被诉至法院.在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的环境下,为保护购房者不因调控政策的实施而承担违约责任,实践中,主要通过不可抗力、情势变更、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等制度来支持购房人无责解除合同.但事实上,因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与这些制度均不相符.本文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性质出发,认为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应规制已生效的房屋买卖合同,但为保证房地产调控政策本身不被规避,本文提出房屋购买合同效力延迟的观点,将对房屋购买合同网签公示程序作为其产生效力的先决条件,目的是使已生效的房屋购买合同具有公示性.     

互联网视阈下合同诈骗罪的教义学回归

根据刑法教义学,利用合同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应当定性为合同诈骗罪.然而,司法实践却突破教义学的框架限制,将网络合同诈骗行为认定为诈骗罪.这一突破教义的现象,源于司法者对惩治电信网络诈骗"从严从快"刑事政策的误读."从严从快"刑事政策仅针对利用电信网络技术的普通诈骗罪,不能扩张适用于网络合同诈骗.在互联网场域中,利用合同实施网络诈骗行为的定性必须立基于刑法教义学的规范分析.     

刑法目的新论

目的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刑法的目的也不例外。本文从犯罪学的角度，通过犯罪预防的视角，将刑法的目的分为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两种;其中合理的调控犯罪是我国刑法的直接目的，保护刑法法益是我们制定刑法追求的最终目的。     

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被犯罪行为人利用,以骗取他人财物,而且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它是刑法意义上的合同,是以财产为内容的、体现了合同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财产合同。合同诈骗罪合同的外延包括大部分存在于市场活动中的民事合同、劳动合同,口头形式等非书面形式合同也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行政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我国刑法数罪并罚立法初探

我国刑法数罪并罚立法初探牛建华我国刑法６４条，对数罪并罚的适用情况作了原则规定。但囿于历史局限，刑法对数罪并罚原则的规定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笔者拟就数罪并罚的立法缺欠略述浅见。一、审判前一人犯数罪是否包合同种数罪同种数罪能否并罪，刑法学界曾展开过旷...     

居间人合同诈骗之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罪。尤其是近几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一犯罪更为猖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合同订立过程中产生了中介人阶层 ,出现了居间合同的形式 ,使得合同关系更显复杂。对于居间人合同诈骗行为的司法认定问题 ,文章认为 ,在诈骗合同① 和居间合同并存的情况下 ,司法人员对合同诈骗罪骗局角色② 的认识不应仅仅局限于过去的诈骗人③ 和被害人一对一的模式 ,因为诈骗人和居间人可能共同实施合同诈骗行为 ,自然居间人就应当纳入刑事责任评价的范畴 ,这样刑法才能更好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刑法分则个罪分类立法完善研究

我国刑法分则个罪的章节设置是以客体分类为标准的,但其中对洗钱罪、合同诈骗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等个罪章节设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值得质疑。因为这些个罪在刑法中的章节设置表明了立法对该罪客体的定位,所以准确厘定刑法个罪的章节设置,对于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问题研究

刑法修订后,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单列出来,分别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侵犯财产罪中。在公安机关办案实践中,两罪之间的区分及管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为了正确地适用管辖和定罪量刑,必须准确把握两罪所侵犯的客体的差别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     

宽严相济：中国经济犯罪的控制对策选择

刑事政策是国家面对犯罪而作出的公共选择。作为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不仅能够指导刑事立法,而且是刑法适用的基本准则。就经济犯罪控制对策而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首先在于根据社会危害程度对刑法所调控的经济行为进行科学分类,其次在于对危害程度不等的行为选择不同的行政或刑事控制措施。     

刑法、理性与人权保障

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律的理性纪元,从此理性作为法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表达了人类对安全、自由、平等、幸福、人权的渴望。法治是至今人类所能发现的较为理想的治国形式,因为法治符合人类理性。刑事法治是法治的应有内容,刑法制裁手段的两面性决定了刑法理性是刑事法治的应有品质,这一品质通过刑法立法、司法环节得到贯彻。刑法调控范围面与度的适当、刑法内容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理性司法即通过罪刑法定对司法权力进行制约,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