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归属感哪里去了?

<正>在战争年代,革命者可以"视死如归"。"归"到哪里呢?"归"到他所属的"群体",以及该"群体"为之奋斗的事业。小时候,我们最不想看到老师的评语就是"这孩子不太合群"。在计划经济时期,"群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谁都不愿背上"脱离群众"的坏名声,每个人都有非常强烈的"群体归属感"。当然,客观来说,它是以一定程度的压抑和丧失个人尊严与自由为代价的。现在,在陌生人社会,我们成了一个一个的个体。邻里没有了,亲戚也少了,过去一个村或一个社区的人你全都认识,现在你只是跟临时"有用"(对你的谋利、晋升以及满足感情需求来说)的人快速地     

秀才改革的迷思

<正>在谈到中国改革时,要区分两类知识分子。于建嵘说,"历来的政治社会变化,都需要知识分子提供意识形态上、价值观念上的正确性说明,他们还提供变化在精神上的动力。当中国的官方知识分子提供不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改革也很难提供一个全民的共识。"于建嵘说的"官方知识分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不能被称为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能称为"跟文字和知识打交道的人"。虽然于建嵘尝试区分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知识分子和官方知识分子,但是,他从知识分子的功能上,用知识分子在改革中起重要的作用来划分。第一,提供改革正确性的背书;第二,提供变化在精神上的动力。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继"革命"之后,杨奎松将研究重心转向"建国史",他的关注点首先放在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命运变迁上,试图解释和理解他们对时代巨变的认识,以及采取的应变行为。本书讨论了3位知识分子的"转向",分     

“土豪”炫富背后的债务狂飙

<正>在实际负利率时代,"土豪"之所以成为"土豪",并不是在于实业经营的能力,而在于其借钱的本事。这几年,中国的富人群体开始有点冲动:煤老板"7000万嫁女",晋江女摆出"亿元嫁妆",在堆积如山的大面值人民币前留影,或者让十几个好莱坞明星在城乡结合部的会议中心站上一个小时。总之,富人群体的"炫富"频率越来越高,规格也越来越"高大上"。因此,在过去的2013年,富人群体又重新戴上了"土豪"这顶帽子。但是,在一个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社会,"土豪"们却越发热衷于展示自身的物质富足,这个现象本身是一个悖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土     

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

<正>知识分子未必是有知识的人。王小波写过,"我年轻时当过知青。当时没什么知识,就被当作知识分子送到乡下去插队"。他还说,当年他被硬推为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有人要收拾他。先扣帽子再整人,这是那时的套路。后来知识分子终于正名了,王小波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这个称谓很快又变得不纯粹了。一些在公共话语圈踊跃发言的人,被戏谑称为"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有时候为了表达更为强烈的感情色彩,就说是"臭公知",算是对"臭老九"的继承。     

联合国研究报告中的中国LGBT群体

<正>8月,联合国发布了第一份全面剖析中国LGBT群体(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现状的综合性国别报告。虽然"基情"频繁成为舆论热点,但总体来看LGBT群体在中国仍旧很"边缘",决策层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     

俄罗斯对叙立场变了吗?

俄反对外国干预、尤其武装干预的基本立场始终未曾改变。所谓"巴沙尔可以下台"的前提是"叙利亚人民共识",而这个"共识"须建立在"和平协商"基础上。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叙利亚立场向来很关切、很敏感,且似乎略有些敏感过头,比如近一段时间,"莫斯科抛弃大马士革"和"莫斯科力挺大马士革"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说法都甚嚣尘上,煞是热闹。     

革命与“观念人”

<正>从历史上看,当革命处于高潮,它趋于信仰至上,意志统一,不容异议和反对。而知识分子偏偏喜欢质疑,结果为革命所淘汰。革命首先是观念的革命。观念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创造,其中,最富于成就的观念,就是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观念。农民起义、宗教改革没有这样的观念,是知识分子——社会学家科塞称为"观念人"——最早把它写在革命的旗帜上。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萌生于中世纪,伴随工业革命和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而壮大为一个有为的群体。在价值观的形成方面,他们是从社会底层、被压迫阶级那里获     

重审“苏报案”

默默推动社会变革的《申报》被讥为"落伍",张扬特殊群体的价值取向,甚至不惜以造假来操纵舆论的《苏报》则成为"进步"的标志。此后中国报业的发展路径选择上,《苏报》压倒了《申报》,新闻媒体不再是"公器",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特定利益群体的工具。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摩罗:从“五四”到“文革”

<正>在《书屋》今年第6期上读到摩罗先生为他的《耻辱者手记》第二版所写的序言《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终于对他10年来的心路历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嘛,他所走过的路,不过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的一个缩影。想当年,"五四"知识分子何等激进、何等慷慨激昂,经过30年的奋斗,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大批怀有"五四"情结的文化人都不禁热泪盈眶,用胡风当时一首诗的标题来说,叫做"时间开始了!"     

21世纪:是霸权转移还是霸权终结

大国兴衰及其霸权更替或转移一直是西方国际政治的中心课题。美国将在"去单极霸权",进而"去霸权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普通世界大国,欧洲将继续内部的"非霸权化"与对外被迫率先开始的"去霸权化",最关键的是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非霸权化"大国群体的和平崛起,而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21世纪将既没有长盛不衰的美国和西方霸权,也不会出现新的霸权挑战、更替与转移,将是一个霸权终结的世纪。     

中国“穷二代”现象初步调查与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显著变化。被社会和媒体广为关注的"穷二代",是中国贫困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亚群体之一。"穷二代"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社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改革分配制度、改进扶贫政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大力度。     

联想怎么了?

正中国企业的功利性成长路径,外界无法进行道德评判,但却留给了中国企业很多思考。一家被质疑为"衰落"的企业,正在重新赢得"关注",尽管这种"关注"可能来者不善。作为个人电脑领域的本土王者,联想并没有能把品牌优势"平移"到智能手机时代,这是它财务数据平平,并广受质疑的根源。     

利益冲突时代的知识分子

"夫士,国之肝肾,夫士之言,国之声息也。"在诸多论述知识分子的语言里,清末学人金松岑的这一论断提示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将国家喻为身体,把知识分子喻为重要的器官。肝肾不健康,人体就有问题了。今日的中国,积累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方方面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是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逻辑

如果把"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看成是一幢房子的话,那么这个房子的顶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地基是"经济重大转型期",墙体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梁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张歆海与中美关系——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兼外交官的思想初探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中西文化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迎头相撞,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落后了。从此,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一直纠缠和困挠着他们。如何迎接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客观估价数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民族心理上的传统文化,探索中国社会的前途,成为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代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的百年大课题。     

权力群体对理念的道德义务

<正>公务员群体自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后哭穷已有一长段时间。来自上面的相关部门、官员、文件也表示要给他们加工资。民众的质疑、非议、抱怨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一切似乎已尘埃落定。假如这是一场博弈的话,那么,公务员们赢了。毕竟,中国的社会治理主要依靠庞大的权力体系的运作,无法离开作为一个群体的他们。这是不得不正视的博弈筹码。不过,江苏灌云县国税局的公务员同志们的一次"维权",使事情呈现出了男一个面相。     

陈伟:在说与不说之间

正说得多了,陈伟在周围人眼里慢慢变成一个另类。但他认为自己不是"公知","如果大家对我的认知是因为我评论社会现实,而不是因为写了很好的学术著作,那我作为一个学者就是失败的"。当今的中国,一个人无论自觉或被动地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多数情况下就会被这一身份"强制"发言。陈伟认为自己不是"公知",因为他的言论时有时无,更强调遵从内心的有感而发。翻看他的微博,已经有1个多月没     

穷人与富人的心理对峙

官民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一个抽象群体与另一个抽象群体之间,具有一种莫名的心理对峙,成为他们打交道的心理背景。一方对另一方"敌视"、"愤怒",而另一方为了在心理上防御,也必须主动地变得"敌视"、"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