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我国社区居委会监督职能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和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能力是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理念的实践，关系着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居委会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基层人民自治组织，担负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重任，在社区治理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政府转变职能，“政-社-市”的三元治理格局，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加速进展的大背景下，居委会一直以来在现实中的行政化角色也面临改变。在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27号）中，强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三大职责，即依法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依法协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依法依规组织开展有关监督活动。但在实际生活中，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和行为方式行政化现象较为严重，核心工作也正是围绕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任务下放而展开；另外，在组织开展活动方面，随着地方经济收入水平和居民参与意识和提高，社区活动开展也如火如荼。但居委会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监督活动的职能，无论是城市社区的现实情况或是居民的意识观念方面，都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承担该项职责的地步。深入研究社区居委会的监督职能的内涵，探讨加强社区居委会落实监督职能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区治理的“关系式动员”研究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动员除了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外,还对凝聚政治认同、改善府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普通居民之间关系的淡漠、失调和疏离导致动员普通居民能力较弱、社会组织难以发挥专业优势、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低下等问题,通过系统分析发现"关系问题"是影响社会动员的重要因素,梳理"关系式动员"蕴含的形塑新关系凝聚新资源、构建稳定亲密团体和化解多重关系矛盾等基本内涵,并从组织化关系、情感关系和制度化关系三个方面提出在社区治理中开展社会动员的具体实践路径。     

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与突破之道

银川市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城市,城市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社区内人均收入不高。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难以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难以兼顾多民族居民需求等挑战,也面临着自身缺乏合法性和公信力以及资金和人才匮乏等发展困境。该文从银川市现有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入手,通过查阅文献和访谈社区工作人员,分析其在社区治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面临的困境,继而从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两个方面提出改进措施,以期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治理。政府要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力度。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要合力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推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社区社会组织要了解社情民意,促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构建社区文化氛围,促进民族文化沟通。     

论地方政府角色在社区治理中的失位与归位

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实践运用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作用的发挥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方向和成果。社区治理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定位从角色能力、角色权力、角色责任三个方面展开。我国社区治理的推进,地方政府应在社区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内,通过社会资本的投资和发掘,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状态。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新时代社区居民自治实现形式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社区下移,并强调探索创新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是建设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本文在分析当前各地探索居民自治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基础上提出,有效推进社区居民自治,首先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放权力度并积极转变角色职能,从过去亲力亲为的社区治理“包办者”转为“引领者”和“服务者”;与此同时,也需要居委会等社区组织通过加强社区“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来吸引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以形成政府、社会、居民等多方力量共建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多元共治：精细化治理视阈下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创新模式

精细化治理是面对复杂化社会下城市治理所必然遵循的转型之路,也是城市善治的体现。垃圾分类与精细化治理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精细化治理的应然之举,也是检验精细化治理水平的显示器;后者为垃圾分类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理论遵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行的困难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社区居民"执行者"环保意识、分类意识不强;另外,非政府组织参与能力有限、分类成本过高导致企业等市场主体消极履责等因素也不容忽视。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有效分类,建设绿色美丽新城市,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居民、非政府组织、市场主体、城市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各司其职,即"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居民应增强分类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城市垃圾分类的能力;市场主体则需强化参与垃圾分类的社会责任;城市社区应发挥垃圾分类的"主场优势"。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刍议

正城市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的好坏对于城市安全、城市环境、城市稳定和城市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鲜经验,基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街居治理新格局,初步实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管理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1]。但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存在着社区人口膨胀、社区资源紧缺、社会服务缺位、社区精神沦丧等问题。     

数字化社区治理:应用政务热线大数据创新物业管理

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心,物业管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关涉到政府、社会与市场三方的互动关系。为了解决传统社区治理在激发公众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方面的不足,本研究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探索数字化社区治理模式的实现路径,通过政务热线采集北京市社区物业管理的全量诉求,识别物业管理问题的时间趋势、类型特征和阶梯式的分布模式;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调研访谈和案例分析诊断社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研究发现,城市化起步较早的核心区和中心城区,物业管理诉求集中于共有设备和公共秩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物业企业和业主组织等社区治理主体成为市民关注的重心。针对各城市发展区域之间差异化的物业管理诉求,政务热线可辅助社区治理决策的精细化和精准化,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向数字化转型。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也由传统的政府管理逐步转为多元主体共治的自治模式。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构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化格局,积极推进基层智慧社区等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实践逻辑——以西南k市古井社区居委会为例的分析

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中，社区居委会实际上承担着两种角色：一是准行政化社区组织。二是居民自治社区组织。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这种双重身份使社区居委会遵循着两种看似矛盾、实际却并行不悖的实践逻辑：一是追求“行政合法性”的逻辑，二是追求“社会合法性”的逻辑。二者是社区居委会在谋求生存空间过程中的合理选择。     

制度-结构-能力:我国社区自治的三维建设框架

社区自治是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整合社会力量,激活社区自治力量是社区治理的关键问题。运用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结合案例分析方法梳理我国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分析其潜在的逻辑。研究发现:深圳L区社区治理的实践案例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依法治理,明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营造社区自治制度环境;结构整合,重塑社区居委会职能、整合社区自治力量;赋权增能,丰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居民参与议事能力。研究认为:以"制度-结构-能力"(System-Structure-Capacity)为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宏观层面的法治制度设计、中观层面的治理结构整合,以及微观层面的参与者能力建设,保障社区自治的长期存续。这种路径的潜在逻辑在于进行社区自治需要处理好权威治理和有效治理的关系,以及作为治理责任主体的"条块"之间的关系,并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逻辑下重塑政社关系,整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党建引领、社区动员与治理有效——基于重庆老旧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老旧社区具有居住主体贫弱化、治理事务细碎化、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等特点,是城市治理的薄弱地带。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目标下,居民参与是弥补社区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的重要方式,党建引领是动员居民参与的创新路径。基于对重庆市W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在"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下,研究发现动员结构稳定和行动者再生产可持续是社区动员有效的两个前提。党建嵌入社区治理,从治理结构优化、治理功能整合、动员路径创新、动员主体培育四方面构建社区动员的制度保障和主体激励,形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党建引领社区动员重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结,有利于社区实现简约治理,塑造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党建嵌入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动员,同时回应着党建如何落到实处的时代命题。     

论桂林城区社区直选中居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调查发现,社区直选中居民政治参与主要存在居民政治参与的动力不足、意识不强、政治参与的效能不彰等问题。巩固和进一步推进城市社区直选中居民的政治参与可以从五方面入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积极构建公民社会;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密切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加强对于社区自治的宣传,提高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扎实推进社区自治,做真城市基层民主;建立健全居民与居委会的互动机制,提高居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     

论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的治理

政府直接管理着社区和控制着社区的组织,导致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其形成原因是:政府政治职能实现的需要、社区运转经费不足的必然结果、居委会变迁为社区的历史延续、社区在意识上受制于政府的表现。治理的措施包括:在城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重新构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体系、加强社区自治组织筹集资金能力。     

论桂林城区社区直选中居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调查发现,社区直选中居民政治参与主要存在居民政治参与的动力不足、意识不强、政治参与的效能不彰等问题.巩固和进一步推进城市社区直选中居民的政治参与可以从五方面入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积极构建公民社会;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密切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加强对于社区自治的宣传,提高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扎实推进社区自治,做真城市基层民主;建立健全居民与居委会的互动机制,提高居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     

“社区云”:社区治理智能化的上海模式

"社区云"是在上海"社会治理一张网"的总体框架下,以居(村)层面为主、集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为一体的社区治理云平台。"社区云"系统将党的领导、社会治理与大数据信息技术有机结合起来,集智能化、信息化、数据化为一体,以此为治理平台,丰富自治和共治的内容与形式,以凝聚居民意见与诉求、推动多元力量参与、整合多方治理资源、对接城市基层社会各种需求为主要内容,是有效回应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生动实践。     

城市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将多元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引导城市社区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治理机制上没有实现有序衔接,在基层治理的责任划分上并没有脱离压力型体制的束缚,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是社区自治和政府推动相互合作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