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范式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有力地批判了近、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以工具理性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精英民主论,”为当代“大众参与民主论”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话语和方法论基础。以交往理性建构的程序主义商谈民主观,其核心在于强调只有公民的有效参与,才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这种政治哲学思维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借鉴意义。     

论美国实质性正当程序的“理性联系”标准——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

"实质性正当程序"是美国创新发展的一项制度,它要求法律内容的正当性。这是对立法权进行实质性制约,从而切实保障了公民的权利。然而,作为其最低限度标准的"理性联系"仅仅要求法律与立法目标、政府利益存在合理的联系。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理性联系"并不能从立法层面建立理性化社会。进一步思考可知,理性联系、平等对待、合理补偿才是"实质性正当程序"的最低限度标准。     

论哈贝马斯的公民政治哲学

公民政治哲学是关于公民政治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的理性思考。哈贝马斯把对现代民主模式的分析作为其公民政治哲学的起点,探讨了以交往行为与交往理性理论为主要标志、人民主权理论为主要支撑的现代性理论形态下公民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和理论面貌。     

哈贝马斯与交往理性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视域内 ,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 ,构筑起交往理性概念。交往理性能够弥合理性的裂缝 ,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 ,反对意识哲学的泛滥 ,破除传统哲学的理性神话和理性霸权。同时 ,交往理性又成为哈贝马斯思考人的解放 ,展望人的未来的方案。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无情消解理性的话语相比 ,哈贝马斯的理性话语更充满辩证的张力 ,更具有思想的解释力。     

论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正当性

实现行政法规范内容的公平性和实质的正当性,是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目标追求和参与实践的价值体现。立法过程是一种集体民主的议事活动,公众的民主参与构成了现代立法正当性的真正基础。立法的民主正当性和公民立法参与权利的法定性是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法理依据,公众有效参与能够制约行政立法权力并影响行政立法过程。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正当性体现为行政法律规范形式的正当性和参与实质意义的正当性,具体立法参与行为的正当性由参与动机的正当性、参与行为的正当性、参与形式的正当性、参与程序的正当性和参与结果的正当性等要素构成。     

法律的事实有效性与规范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及其不可消解的原因——兼评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法律的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关系是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的理论核心，哈氏在该书中的深层用意是通过具有交往理性的人们在“理想情境”的立法程序下立法，使两者之间的张力得到消解。文章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认为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不可消解的，这是由法律语言的情境性和模糊性特征、成文法立法的局限性、代议制立法的缺陷以及法律的规范有效性评价标准多元且这些标准本身无法证成等原因决定的。     

论行政和解的正当性基础——以协商民主理论为视角

“协商民主理论是对当代西方多元文化的回应，是民主理论的一种新发展，在公民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协商民主激发了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行政和解虽然在法院主持下进行，但是相对人摆脱了服从和管理的角色，有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和达到行政诉讼的目的，而协商民主理论为此提供了正当性的证明基础。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视域下人的发展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弊端和人的发展问题愈加凸显,哈贝马斯在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基础之上,建构了交往理性。他认为,交往理性能够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进而构建交往理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其试图超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进而达至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人的发展由畸形、片面到自由、全面的过程,是一条预设的关于人的发展的大同之路。     

信息化侦查的法律基础探究

信息化侦查的法律基础是指与其物质基础相对的，从权利性、程序性、实用性的角度指导信息化侦查立法与实践，从而使信息化侦查具备法律上正当性与实践中有效性的基本理论范畴。信息化侦查的正当性问题是信息化侦查的法律基础问题。信息化侦查在实践中有较强的必要性，可缺乏在法律上的正当性。这容易导致实践维度与法律维度的冲突，并产生诸多问题。分析信息化侦查法律基础的应然与实然有助于其从理念、立法与运行三个层面展开建构。     

论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反思、转型与重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他继承批判理论的学术传统,同时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承认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关注资产阶级民主扩大带来的批判理论范式转型,通过建立在日常语言基础上的"交往理性",实现对传统意识哲学真理观的超越和整个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哈贝马斯建构对话、沟通、交流的主体间性,倡导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实践,发展了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拓展了批判理论的生存空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