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中的公民财产权保障

2004年修宪在宪法总纲中确立了私有财产的宪法地位,扩大了私有财产的范围,建立了私有财产征收征用补偿的制度,此举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巨大的宪政价值。本文以公民财产权的宪法学意义阐释为切入点,探索财产权入宪的深层次动因和价值蕴含,解析财产权入宪的规范意义,从而为构建我国完整意义上的财产权保障机制提供理论上的解说。     

论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地位

2004年"私产入宪"是我国公民财产权保护的一大历史跃进,它彰显了国家对个人财产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从本质上来看,与宪法关系最密切的行政法在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上应该大有作为,然而由于理论研究的欠缺和惯性思维的使然,我们往往将行政法上的公民私有财产权等同于民法上的权利,导致公民私有财产权在行政法保护上的弱化。因此,在行政法上对私有财产权的地位进行界定就显得非常重要。     

试论罢工权入宪的必要性

公民罢工权属于人权的重要内容，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规定罢工权，这种状况致使罢工的发生和处理都难以规范。罢工权入宪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平衡劳资双方权利的要求。罢工权入宪也有利于政府及时、有效地处理矛盾，有利于我国宪法与国际接轨。     

宪法学视野下的私有财产权保障

如果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对于个体来说谈不上真正的自由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缺乏长期动力。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 ,鼓励人们追逐财产和利益 ,等于开发了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但目前私有财产权在法律上的定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及公民信用观念的养成。     

论改革开放政策对私有财产权的影响

“李约瑟之谜”、新制度经济学引发了对中国私有财产权的反思。改革开放政策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它为中国私有财产权打开了封闭的闸门、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个体化，触及了私有财产权灵魂。党的富民政策是私有财产权确立与保护的思想基础和制度来源，改革开放的政策内涵着合同自由与追求财富的民法机理．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私有财产权入宪，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中的成果，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更将其制度化。     

保护私有财产入宪浅议

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问题一直以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和讨论 ,新的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 ,顺应了民意 ,并完善了有关公民财产权保障制度。这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限度——对APEC会议期间企业停工限产的法律思考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和"治安权"理论为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种正当性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公民财产权内容的具体规定。作为一项侵益行为,国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方式在合理的限度内限制公民财产权。北京市在APEC会议期间要求企业停工限产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对公民财产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构成了应付补偿的征收行为。为了实现国家管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我国需要完善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制定规范政府决策行为的相关法律规范,逐渐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探索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与时俱进 顺应民意——试论私产保护入宪

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问题一直以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和讨论,新的宪法修正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顺应了民意,并完善了有关公民财产权保障制度.这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限度--对APEC会议期间企业停工限产的法律思考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和“治安权”理论为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种正当性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公民财产权内容的具体规定。作为一项侵益行为，国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方式在合理的限度内限制公民财产权。北京市在APEC会议期间要求企业停工限产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对公民财产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构成了应付补偿的征收行为。为了实现国家管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我国需要完善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制定规范政府决策行为的相关法律规范，逐渐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探索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反思与重构环境权体系及其制度——以矿业环境权为例的实证分析

新型环境权的地位非常重要但理论上却处于凌乱状态,必须寻找新的出路。环境权是抽象的体系,各自分别选择其中的某一层面进行分析并以此代为整个体系做出结论,整合起来的环境权则是似而非、莫衷一是。出路是,按环境权在市场、社会和国家三大领域的布局,分为市场的经济环境权、社会的公民环境权以及国家的政治参与环境权,三者的个性大于共性;按"权利状态二元结构"原理,明晰市场与政府在环境权管理方面的职能和分工,政府是动态性环境行使权的管理者而非参与当事人。可以入宪的是社会性公民环境权,但应将"加强社会立法"入宪,因为公民环境权属社会法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