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翻》看外国人笔下的中国农村“文革”

《深翻》为我国的国史、“文革”史研究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深翻》是美国友人韩丁出版的一部描写中国“文革”时期农村现状的纪实文学作品，是一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巨著。《深翻》开头就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是在1971年的山西长治农村的“批陈整风”运动中。说实话，当时参加整风运动的基层干部，并不知道这个运动的最上层是在批判中央“第四号人物”陈伯达。     

质本朴来还朴去——曾山的家事家风

1972年4月16日深夜，在“文革”中受到折磨的曾山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终年72岁。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一代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全民性的社会大运动。“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则演绎了这场运动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剧。本文用群体心理学的视角,从群体的“人”、领袖的“人”和真正的“人”三方面分析“文革”中群体、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内在互动及相关原因,以便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构“文革”时代,去感估“文革”一代。     

谢晋元和他的壮士们命归何处

核心提示：抗战胜利后．孤军幸存者从各地陆续返回上海。总计100余人。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亲自为这些孤军壮士安排工作。他们在后来的“四清运动”和“文革”动荡中都受到了冲击，有一些人遭迫害致死。“文革”结束后，余下的人都在政府的照顾和善待中颐养天年，寿终正寝。     

协调者：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政治角色

将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引入政治学当中，对于我们研究某些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文革”的特殊年代，周恩来的政治角色可以定义为协调者，协调者的政治角色本身的优势和局限性，决定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行为。这种角色使周恩来能对“文革”中的‘左’倾狂热起到协调缓冲作用的同时，却又限制了他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效果，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周恩来在“文革”当中表现出来的某些违心的政治行为。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     

“异化”风波中的周扬

周扬是我国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建国后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文艺界的实权人物。“文革”初期，周扬受到政治性批判，被监禁，“文革”后复出，以其深邃的眼光对历史进行反思。作为反思的一个成果，     

“道歉风”起：“文革”忏悔有无必要？

2013年6月中旬，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在杂志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也许刘伯勤本人没有想到，一场迟到的“文革”“道歉风”延续不断。     

论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

“大民主”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产生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极盛于“文革”，终止于改革开放初期。历史上的“大民主”自始至终与中国政治运动相伴，其本身也加剧了政治运动的剧烈性。研究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萧克上将生前披露第一次反“围剿”的细节

开国上将萧克在“文革”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下放到江西永修县云山垦殖场劳动。1970年秋，我受命收集永丰县党史口述资料，冲破“文革专案组”的刁难，来到“五七干校”敬访萧克部长。后来，萧克回京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1972年冬．我赴京第二次登门拜访，聆听萧老热情侃谈。两次接触中，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历历在目，...     

习仲勋“文革”蒙冤十余年 曾认不准儿子

14岁参加学生运动，21岁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平民出身的习仲勋参与创建了陕甘边特区，后长期主持西北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被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文革”期间，习仲勋蒙冤十余年。改革开放时期，他主政南粤，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     

周恩来1966年的困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忙于国事中的周恩来，对这场浩劫的到来感到难以理解。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文革”之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     

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在“文革”中

陶铸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中央工作的,“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打倒,后含冤去世。他经历“文革”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罗瑞卿在1978年

“文革”结束后，已是晚年的罗瑞卿疾病缠身。此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正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造成党的指导思想难以拨乱反正，也严重妨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运行。在“文革”中惨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的罗瑞卿刚一出来工作，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大无畏精神，以其对真理的坚定信仰，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不久后发生的那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被“文革”湮没的民主党派十月进言

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展开，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因为“帮助共产党整风”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进而受到点名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与此同时，民主党派的地位、影响、作用受到置疑。民主党派遭遇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挫折。 然而反右派运动的创伤还未抚平，造成全面内乱的“文革”又席卷而来。虽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强调“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中共党...     

美由民塑

把一个普通红军战士塑为“菩萨”来顶礼膜拜，而且相沿成习70多年，即便在“文革”那么“左”得出奇的年代依然香火不断，此情此景，在中国绝无仅有!     

我对北京党的组织工作的回忆

我19岁参加革命，除新中国成立前后那几年、到基层任支部书记5年和“文革”期间被下放劳动外．我48年的工作生涯中有30多年都是在组织系统，可以说我对北京组织工作感情很深，也颇有感慨。下面结合我自身经历，谈一谈我所了解的北京组织工作历史。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儒法斗争史研究

1973年七八月间，毛泽东针对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工作和党内外怀疑和否定“文革”的思潮．发表了一系列谈论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言论，否定和批判儒家，肯定和赞扬法家。他的目的。是含蓄地发出警告，不要否定“文革”，否则就是“尊孔反法”，开历史倒车，与林彪和历史上的反动派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的这些言论，被“四人帮”集团所利用，引发了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和“批林批孔”运动。     

信仰的力量

“信仰是一个人前进道路上的路标。”这是父亲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正是因为这句话，我平凡朴实的父亲在学生时代就背叛地主家庭，毅然投身陇右地下斗争，为家乡的和平解放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即使在“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父亲仍然对党、对人民充满无限的忠诚与热爱。     

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的一次荒唐视察

“文革”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场劫难，也使生活在“文革”台风眼中的一些人从精神到作风都扭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进入“文革”年代，他“疯狂了”，情绪忽起忽落，言语有时难以控制，荒唐至极。他忽而红得发紫，在陶铸被打倒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