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融入、组织信任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以对纺织服装业农民工的调查为例

研究8个城市24个纺织服装企业85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社会信任总体状态处于中间水平,其组织信任(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和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以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感受为表征的城市融入之于社会信任的重要性,说明传统的信任途径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安排与实践、制度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组织信任对于社会信任变异解释力说明了社会信任建构的制度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既是关系的,也是结构和制度的,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法制建设提升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以及消弭社会排斥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信任结构变迁的逻辑——基于社会变迁的视角

信任是一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信任变迁主要是指信任结构的变迁,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人类历史依次经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信任结构依次经历了特殊信任——普遍信任——制度(系统)信任的转型.信任变迁背后隐藏着社会变迁的逻辑,逻辑演进的过程不是前者消失并被后者取代的过程,而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上,某一种信任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对于行进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建构完善的信任结构,一方面,不能割裂掉信任的历史承继性;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制度信任的构建.     

半熟人社会与人际信任——兼论社会信任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是农村人际信任运作的重要场域。在半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和中间组织不仅构成了人际信任的二元化运作机制,而且还建构起人际信任发展的四种理想模型,并规范着农村社会信任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论风险社会视阈下社会信任道德危机的破解

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信任道德危机,其实质是传统道德范式向现代化道德范式转换过程中的断层所导致的道德信念危机。厘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危机的实质并分析其建构的困境,有助于从根本上认识和应对当前的信任道德危机。消除社会信任道德危机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加强公民共同的价值观教育、建立和完善制度信任机制以及提升政府公信力入手,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信任机制建构三重维度中的伦理

制度、伦理及关系在社会信任机制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三者构成的三重维度支起了社会信任机制重建的框架。伦理是三重维度中的文化因素,具有自身的优势,但同时又并非完美无瑕的。吸收传统伦理的合理内核,弃其糟粕,在伦理与当前的信任机制构建之间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对提升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建立更普遍的信任不无裨益。     

公共危机情态下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基于山东省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山东省村民的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公共危机背景下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村民整治行为响应受到制度信任、人际信任、风险感知和参与意愿的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参与意愿、人际信任、制度信任、风险感知;社会信任和风险感知对参与意愿也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能够正向促进村民风险感知。此外,社会信任还能够通过风险感知和参与意愿对行为响应产生间接影响。     

信任建立与信任结构

信任建立与信任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过程,后者是前者的稳定状态。根据信任主(客)体的数量多少,可以将信任建立区分为三种类型:双方信任、三方信任和多方信任。三者由简单至复杂,基本涵盖了信任建立的全过程和模式。信任链、信任圈和信任网是多方信任建立的稳定状态,是多方信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三种结构形式。社会信任结构是由信任链、信任圈和信任网构建而成,网中有圈,圈中有链。信任建立直接影响着信任结构的类型、特点和功能,信任结构的运行良好与否又决定着信任建立能否再次发生。     

构筑普遍信任的四大社会支持系统

近十几年来,信任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针对中国人的信任结构中缺乏普遍信任机制的论点,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普遍信任的机制正在建立: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不但不排斥普遍信任,还孕育着普遍信任机制成长的因子;日益完善的市场机制为普遍信任的孕育生长提供了前提条件;蓬勃发展的中间组织成为普遍信任建构的有效组织保障;而各项法律、规范的完善为普遍信任的存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如何提高修复公民对政治不信任的能力

制度是信任的基石。传统社会的政治信任是人格信任，而现代社会则是制度信任。构造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础，须依靠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研究——以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文章基于因子分析将社会信任分为亲密信任、熟人信任和一般信任三个不同的维度,通过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考察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公共事务关注程度以及城市适应等因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其社会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他们的社会信任度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