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结合对唐代刑罚制度的影响

唐代的统治思想是儒家思想，它又集中体现为礼，礼法合一是唐代法律最突出的特色。唐律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体现者、规范者和捍卫者，唐代法律通过刑罚来惩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因而，礼法合一的法律文化对唐代刑罚制度有着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     

浅论唐代“安人宁国,以法为先”的法律思想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强盛朝代。前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盛世”。她强大的原因和唐朝统治阶级确立“安人宁国 ,以法为先”的法律思想不无关系。本文从重视法律调整 ;宽刑慎罚 ,礼法合一 ;注重法律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立法形式规范化四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 ,从而为今天的法制建设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亲亲得相首匿”法律价值析

“亲亲得相首匿”是西汉时期确立的刑法适用原则，为后世历代封建法典所继承。这一原则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群体性特征和中华法系礼法结合的伦理化价值，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普遍诉求心理。在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吸收这一制度的合理内核，对于和谐社会的建立、罪犯的教育改造及防止法律权威的降低，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驿站军事交通法律制度考论

中国古代驿站起源于秦汉时期军事用途的驿骑,而驿站军事交通法律制度也源于驿骑的法律规范。魏晋时期,随着驿站独立发展成为国家主要军事交通机构,驿站军事交通法律制度开始出现。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唐代形成比较完善的驿站军事交通法律制度,同时也定型了古代驿站军事交通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并一直沿用到清末。唐代所定型的中国古代驿站军事交通法律制度具有优先保障国家军政事务、重视军民融合式发展、法律形式多样、管理机构繁杂等特点,对当前军事交通法律制度的完善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论军事权利义务的关系

关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在现代法律理念中,强调权利本位,但在军事法律关系中则强调义务本位。由于国防和军事事务的建设主体是国家,在该领域体现的是国家整体的意志性,并排斥个体意志,这就决定了调整该领域社会关系的军事法要强调并体现其秩序价值,在军事权利义务方面强调个体的军事义务,限制或者剥夺个体一定的权利。当然,在个体履行了军事义务后,国家会给予一定的补偿。     

中国古代军法的早期形态

先秦时期军事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法的早期渊源。这一时期军事法有四种比较重要的表现形态：誓，礼，律，兵书。誓产生于夏朝，“甘誓”是夏朝的基本军事法，商朝有“汤誓”，西周有“牧誓”和“费誓”，它们大都是古代战争动员令的记录。“礼”起源于祭祀，它体现的宗法精神是夏、商、周三代军事法的核心。到西周时，礼成为军事法的主要形态，对军事行政法、军事组织法、兵役法律制度、军事后勤法律制度等都有规定。“律”在甲骨文中曾有记载，是关于军队的法律，作为一种军事法的形态，律一直在完善、发展，是我国军事刑法的雏形。兵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军事法的一种特殊形态     

“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剖析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背后隐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和良好的伦理道德,体现了我国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思想。时至今日,该项制度对当代中国法律进程也具有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     

唐武德时期律令制定刍论

唐代武德律令是中国古代重要法律之一,作为唐代第一部成文法律,其修订是一个动态过程,诸多参与者的不同职官身份体现了法律的礼法合一的性质,且影响较为深远,武德律令是贞观时期新律令颁布前的主要法制规定,为唐代的制度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异化的儒家礼法的超越--道家法哲学新探

儒家礼法文化的异化促成了道家法哲学的应运而生。在批判和超越儒家礼法文化的同时,道家学派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阐述了不同于儒家礼法的法律哲学。儒家法文化在传统中国的巨大影响离不开道家的批判与超越,因此,应重视思想批判的社会功能。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道德性——以存留养亲制度为例

存留养亲制度自北魏成为定制以来,一直被唐、宋、元、明、清历代所沿用,它的伦理基础是根源于儒家的“孝”文化。在古代以宗法为核心的封建君主的统治,对孝是非常推崇的,因为家族是封建制度统治的根基。通过留养制度,缓和了国家刑罚权和封建礼法的矛盾,体现了礼法结合的法律特色,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伦理道德在社会构造和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     

军事法律文化的学理界定及其研究向度

"军事法律文化是什么?"与"作为军事法学研究对象的军事法律文化是什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军事法律文化作为军事法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一,它就不得不在原本泛泛而谈的军事法律文化中为自己划分出较为明确的界限。所有的军事法律文化的研究都应当是通向观念的,至于军事法的实体表现则只是阐释观念的凭借之一。军事法律文化研究以法文化的解释方法在军事法律规则的根据研究、军事法律行为的动因研究以及军事法律制度的根源、意义研究等三个研究向度上展开。它依托军事法规则、行为和制度但又超越具体规则、行为和制度,这种"超越"体现在它是观念形态的,具体的讲,它考察的是规则的根据、行为的动因以及制度的根源和意义。     

古代“德法并用”治国策略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影响与借鉴

"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文化中总纲式资源,传统法律文化是礼法文化。"德法并用"是"礼法合治"传统在治国策略上的具体实践。"德法并用"的治国策略充分发挥了政治、法律和道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在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处理上,道德占据主要地位,这造成古代社会法律缺乏独立的地位和品格。法治中国建设应充分发挥"德法并用"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影响,需要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在官德建设上在加强官员自律的同时,实现法制化补位。     

历史·伦理·精神——对中国古代刑法的价值分析

文章着眼于对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的价值探析，由古代刑法形成的历史、伦理和精神价值三层次展开论述，在历史价值层面评析了古代刑制具有的社会等级性、宗教性、厌诉性，在伦理价值层面阐述了刑制与道义人情、孝义亲情、宗族法则的融合，在精神价值层面分析了礼法关系变换的三个时期，即礼主法辅、礼辅法主、礼法贯通的三阶段。     

关于国防行政法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当下，国防行政法成为军事法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2008年，曾志平申报的“国防行政法”课题被遴选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后，学者们从宪政、军事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军民融合等多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结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主要从方法的视角谈谈对此问题的认识和看法。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且被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礼法结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表现之一."礼法结合"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德主刑辅"、"情理法通"和"追求和谐"等方面,其中不乏对现代法治建设产生重大作用的"人情"、"和谐"等因素.     

从集权到宪政——试论军事权控权模式的演进

基于军事权作用重大且易失控的特点，国家自诞生起便对其进行严格控制。从控权主体、控权方法、控权依据、控权范围以及控权程序等方面看，对军事权的控制经历了王权控制军事权的集权模式、军事行政权与军事指挥权分离的分割模式、法律规范军事权的法制模式、将军事权纳入宪政体系的宪政模式。这四种军事权控权模式的渐次递进，体现了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宪政的文明飞跃。     

试论军队侦查权及其军事属性

军队侦查权是国家军事机关依法享有的侦查权力。军队侦查权的性质定位有“援用主义”和“延伸主义”两种理论。军队侦查权的法律渊源有国家军事法授权和国家刑事法授权两种模式。军队侦查权的军事属性是其最基本的属性，体现在目的、客体、主体和运行方式等方面具有最低限度的军事特征。我国军队侦查权定位于国家侦查权在军队的延伸，由国家刑事法律直接授权。这种性质定位和法律渊源导致军队侦查权的军事属性严重缺失。应当按照“援用主义”定位和“军民分制”“平战分离”原则，通过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重塑我国军队侦查权的军事属性。     

也谈军事法的部门法地位——着重于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的分析

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军事法的部门法地位存有争论，这与学者们对军事法的概念、性质和调整对象的不同界定有关。在我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体系架构中，军事权属于独立的国家权力，作为对军事权进行法律规制，调整武装力量建设领域的军事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军事法，具备独立的部门法属性。无论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抑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界定，军事法都无法为其他法律部门所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应当属于独立的法律部门。     

中国军事法律思想史研究述论

中国军事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兴起是在军事法学学科确立之后，以对中国历史上特定军事领域法律现象的系统化、理性化认识展开的。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具有法律史学和军事法学的交叉性，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历史分析和法律分析相结合。中国军事法律思想史在概念表达、谱系传承、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上具有若干本土化的特点。     

宪政体制下军事法体系的定位

基于中国特殊的宪政体制，军事法体系是以军事权为逻辑起点，以军事利益形成的军事社会关系为逻辑主线，在恰切区分军事与国防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套特殊的法规范体系。在国家法律体系中既不能划到宪法相关法，也不能分割到行政法，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独立的组成部分。这种定位决定了军事法体系必须恰切厘定外部边界，同时构筑起逻辑自洽的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