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公司抽逃出资瑕疵股权转让问题探析——兼评泛盛物流诉林康、曹进案

抽逃出资属于瑕疵出资,包括公司成立前和公司成立后的抽逃出资。抽选出资瑕疵股权转让行为有效。但应由谁承担对公司的补足出资责任、损害赔偿责任或对公司债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需要区分情况,瑕疵股权受让人善意时,受让瑕疵股权的新股东不承担清偿责任,转让瑕疵股权股东承担补足出资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瑕疵股权受让人非善意时由两者承担连带补足出资责任,转让人对公司及公司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前者,公司、受损害的公司债权人可以抽逃出资股东为被告;后者,可以抽速出资瑕疵股权转让人和受让人为共同被告。     

诉讼视野下的瑕疵股权转让问题研究

瑕疵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多集中在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以及瑕疵股权转让后相关瑕疵出资责任的承担上。但因现行商事法律及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且各地法院的执法意见又不尽一致，导致执法不统一现象突出。本文以当前公司运营实践和商事审判实践为分析背号，侧重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瑕疵的视角，结合现代公司资本制度和现行商事合同效力制度，重点对前述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阐明了法院应遵循的审理思路。     

股权转让效力问题研究

股权转让合同是股权转让的原因,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在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产生物权法和债权法上的双重效果.股权因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而发生变动,但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发生对抗公司的效力,只有股东名册记载的变更,才能发生对抗公司的效力.股东名册记载的变更,能够对抗公司,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只有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后,才能发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论意思表示瑕疵与善意取得规定之关系

在通谋虚伪表示及被欺诈之情形,民法关于＂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之规定与善意取得制度应可并存。而于胁迫之情形,＂撤销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应优先于善意取得而适用,盖惟如此方可践行私法自治之原则。在意思表示错误之情形,不发生意思表示瑕疵与善意取得之关系问题,善意第三人可径直依善意取得而主张其权利。第三人若知悉其前手交易之可撤销性,其非但不得主张＂撤销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亦不得主张依善意取得而受保护。     

股东权利义务概括性转移的自由与限制——以公司发起人为视角展开

股权转让问题的核心在于出资义务的可转移性,而出资义务无法代表股权附随的全部责任义务。以公司发起人的资本充实责任为股权转让机制的客体能建立更周延的股权转让制度。尤其在认缴制赋予了当事人自治其出资期限和出资方式的背景下,致使发起人的资本充实责任期限无限扩展。实际上,发起人之身份作为《公司法》中的一类责任主体,认定标准为应然状态下的法定事实,但不应该完全捆绑其法定身份与附随的责任义务。因此,发起人身份的确立源于公司设立期间的发起人意思合意(发起人协议),应该准许其合同地位与附随的权利义务的概括性转移。据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之保障不仅得到了延续甚至扩展,还提供给发起人责任豁免的机制与渠道。     

论公司股份转让中的限制性规定与瑕疵股份转让的法律效力

股份的自由转让是股份公司内在本质性要求,但由于股份转让可能产生损害其他股东或善意第三人利益等问题,因此各国法律对股份转让均给予适当限制,其目的在于防止权益保护过度,维护股份公司的稳定和社会交易的安全。本文先对公司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然后探讨了公司股份转让中的一些相关问题,如瑕疵股份转让中的股东资格认定和隐名出资者的股份转让的效力等,并就这些问题从法理上提出了作者的看法与建议。     

论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之判断

善意取得制度为物权法规定的重要制度，专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设，虽牺牲权利人的利益但换取了交易安全，故立法在抉择之际，更多地关注了第三人在与无权处分人进行交易时主观上是否具有善意。因而判断第三人是否具有善意成为能否适用善意取制度的关键。     

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法律后果

股东的出资义务是指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各自认缴的出资额 ,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 ,为公司目的之需要所负的对公司为一定给付的义务。股东违反出资义务 ,在公司成立之前属合同法上的违约行为 ,已足额交纳出资的股东可向出资瑕疵的股东主张违约责任。但在公司成立之后 ,则属公司法上的违法行为和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的侵权行为 ,公司和债权人都有权要求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或发起人履行资本充实责任。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法律后果的认定 ,涉及到该股东资格及其权利、义务问题 ,公司设立是否有效的问题 ,涉及到如何在发起人和信赖公司有效设立的第三人之间实现利益平衡的问题。认定违反股东出资义务的法律后果 ,不仅是学理上也是实务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股东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从《合同法》与《公司法》相结合的二元思维考虑,股东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有限。《合同法》应当关注相关规范的性质与立法目的、受让人的主观善意等要素,《公司法》应关注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发展规律与非法定权本性、股权变动模式对合同效力判断的影响等要素。认定未满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并辅之考察受让人善意与否的效力判断模式,能够同时实现满足理论自足、遵循公司规律以及符合社会实际的多重目标。     

“引异议登记制度入股权登记领域”的初探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一股多转’案件屡见不鲜。‘一股多转’具有存在空间的根本原因在于股权转让的完成与股权变更的登记具有时间差,这种时间差难以消除的特性决定了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一股多转’行为。引异议登记制度入股权登记领域,对现有制度进行补充,以破除公信力,使得第三人不能主张善意信赖而取得股权,从而保护原受让股东利益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而这条路径的构建亦是契合了利益平衡的理念。     

论违反出资义务的法律后果

公司法上的出资义务是发起人、认股人以及股东依法向公司履行的一项给付义务。违反该项义务,应当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但其股东权的行使应当受到制约。股东权限制理论是从违反出资义务股东的角度作出的制度安排,但这一理论安排没有考虑到具体的违反出资行为对公司及守约股东的损害程度,而且不能明确何种权利应当受到限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到限制。事实上,赋予公司和守约股东抗辩权更有利于保护公司和守约股东的利益。在违反出资义务的情形下,股东转让股权的,无论受让人善意与否,均应当连带承担出资补足责任。在股东拒不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可以启动失权程序,终局性地解除违约股东的股东资格,以达到维护公司稳定、保护公司资本真实的目的。     

公司资本制度在中国的立法变迁与问题应对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以逐步放宽乃至取消注册资本的限制或禁止性规定为主要内容,是与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经济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法律实践以及公司理论研究等因素紧密关联的。2013年资本制度的重大修改,需要我们合理应对注册资本存在意义、股东认缴不实缴资本、资本犯罪以及税收征管等相关问题。此外,资本制度未来的进一步改革,应实现“债权人导向”向“资本经营导向”的转变。     

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标准及善意认定

不动产善意取得对于第三人善意的要求,是与动产一样,要求第三人对处分人无处分权“不知且不应知”,还是仅要求“不知”,存在不同看法。从解释论角度,以文义、体系和逻辑、立法、比较法等诸方面解释,都应作与动产善意取得相同解释。德国民法、理论学说不应作为解释依据。从立法论角度,德国标准,排除了“不应知”,不仅保护对登记将信将疑者,而且保护基本不信者甚至完全不信者,违背了信赖保护的本质和意义,并不可取。从我国国情出发,采“不知且不应知”更合理。善意的认定,应由否定第三人善意的权利人举证。要求第三人实际查阅登记簿没有必要,但占有、交付可作为认定是否善意的依据。若登记人与占有人一致,或登记人能现实交付不动产,受让人即为善意。     

实际施工人界定之我见——对最高院法释〔2004〕14号第26条之辨析

实际施工人违法承包工程导致许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颁布突破了合同相对性规则,允许实际施工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起诉发包方。该条款对实际施工人概念的提出和施工合同效力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承包合同法律主体概念的混乱,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法官理解不一致而造成类似案件裁量标准却不尽相同的缺陷,笔者试图通过对该解释分析来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目前诉讼调解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诉讼调解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利于其服判息诉、履行义务并最终达到定纷止争、社会和谐的司法理想。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关于诉讼调解工作应关注"五项注意"。     

亲子关系诉讼中拒绝亲子鉴定的证明妨碍论

证明妨碍是妨害诉讼证明致使事实难以解明的行为,它会对妨害行为的实施者带来不利益。拒绝亲子鉴定的证明妨碍以妨碍行为人被科令负担鉴定协力义务为前提,其法律后果因行为人为当事人或第三人而有所不同,仅在当事人拒绝亲子鉴定时法官始可进行事实推定。我国相关的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不够完善,新近施行的《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意义积极,但也有不足：适用条件不明确、拒绝鉴定所生法律效果较为模糊且过于单一、适用的主体范围偏窄、当事人程序保障条款缺失以及与实体法没有很好地对接等。     

论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瑕疵出资的补缴责任——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视角

我国2013年《公司法》修正案关于公司设立时出资问题的规定彰显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自治理念,《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进一步细化了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出资瑕疵的补缴责任来确保公司资本的充足和真实。但是学界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是否合理存在争议,本文拟从有限责任公司瑕疵出资发起人补缴责任的法律属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足额发起人连带补缴责任的合理性以及债权人成为出资补缴请求权主体的理论依据三个角度出发,探讨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瑕疵出资的补缴责任体系。     

论揭发型立功与供述相关联的他人犯罪行为性质的界定

《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了立功的构成条件和从宽处罚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亦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然而实践的多样性意味着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对立功的认定问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造成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司法机关对于同一立功行为作出不同的认定。然而实践的多样性意味着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因此，有必要将哪些属于揭发型立功加以确认。     

论我国民法典中债法总则的设立及其安排

就我国民法典应否设立债法总则的问题,学术界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并各自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立法建议。债法总则作为统帅债法规则并指导债法适用的总纲,应当为我国民法典所确立。这既是债法总则的功能使然,也是由风险社会中的民法定位决定的,而且还是我国民法典借鉴域外同类立法经验的理性选择。我国未来民事立法过程中,应当努力修正债法总则与《合同法》总则及《侵权责任法》总则之间的关系,使后两者适应债法总则存在及适用之需要而做相应的修剪与调整。在我国民法典之债法篇的具体安排上,应当将债法总则作为单独的一章列于债法篇之首,并依次规定各种具体债。     

刑法超法规司法解释的理性选择

罪刑法定要求法律只能适用于制定之后的行为,由于存在立法者能力的限制与预后困难等情况,导致法律必然具有不完满性,即存在漏洞。如何对待这种不完满性,存在着多种选择,而司法者通过超法规解释予以补足的方式被一些国家适用。我国是否也可以通过超法规解释的方式弥补法律的漏洞?文章提出,超法规的刑法解释在不妨碍刑法运行安全的前提下才具有合理性。由于中国的法院解释法律而不是法官解释法律的解释模式,不充分说理的判决模式,法官素质导致的法官解释法律的能力,国家的法治传统缺失等方面原因,导致中国如果允许法院具有超法规解释法律或者立法的权力,就有导致法运行安全性难于保证之虞,而法的安全应当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价值。因此,中国现阶段承认超法规的刑法解释不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