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以刑事政策的观点考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初衷有着堵截犯罪构成、便宜诉讼、人权保障底线等浓烈的功利性色彩。刑法修正案（七）,将其法定最高刑由5年提高到10年,体现了刑事政策对刑法修正的指导作用,但还没有完全解决该罪名在司法适用中所产生的问题。建立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是适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应然选择。     

重刑下的拷问——以社会防卫为视角看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重刑”之策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了修改，本文拟从社会防卫角度理性看待此修刑之举，提出增设“拒不申报财产罪”，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罪名罪状和行贿罪个罪处罚条款的立法建言，以期修正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无奈的法理尴尬，在司法实践中达到应有之效。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侵犯客体之我见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是在我国社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变革历史进程中适应惩治犯罪需要而规定的一种新型犯罪。但是 ,该罪从设置以来却一直在刑法学界存在颇多非议 ,犯罪客体就是争议内容之一。综观刑法学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体的表述 ,主要有如下观点 :（一）简单客体 ,即仅侵犯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 ,主要观点有 :１．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１］２．国家的廉政制度。［２］３．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申报登记制度。［３］４．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活动。［４］５．国家财产所有权。［５］（…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刑事案件的法律应用问题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有权责令说明财产来源的机关范围不明确、法定刑设置偏轻、刑罚种类单一等具有争议性的法律问题。尽管（《刑法修正案（七）》修改了一些表述，但仍需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科学设计和合理界定，明确有权责令说明财产来源的机关，设定合理的法定刑，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从而有利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认定和准确量刑。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正当性的缺失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它在刑罚理念、程序正义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存在着立法正当性缺失的问题。以拒不申报、虚假申报财产罪替代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是比较理性和合理的救济方式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相关立法比较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各国立法体系中景象各异 ,各国关于该罪及相关立法 (特别是财产申报制度 )的规定 ,有些是有借鉴意义的。我国和该罪相关制度的立法从总体上看效力层次不高 ,系统整体不协调 ,影响了立法宗旨的实现。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实践考察

在司法实践已运行了二十个年头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表现出极强的依附性、被动性和对宣告刑影响的微弱性三大特征，其反腐败的功效大大降低。《刑法修正案七》虽然提升了其法定刑幅度，但仍然难以改变其在司法实践运作中的三大特征。只有以财产申报制度作为前置，突出其重点规制“拒不申报或作虚假申报”的行为，才能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真正成为悬挂在腐败犯罪者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堵住刑法中惩治腐败的漏洞——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我国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急需在法律上予以支持.然而我国不管是在法律的制度建设上,还是在严密法网上都存在着不尽完善的地方.本文拟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说起,提议尽快建立完善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提高本罪的法定刑,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     

浅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消除了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空白，使那些拥有巨额财产而不能说清其合法来源的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尚缺乏制度基础量刑畸轻，不能体现罪罚相当的原则，因此在实践中有必要确立制度前提，并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加大处罚力度。     

关于犯罪追诉时效几个问题的研究

刑法中 ,有几类特殊类型的犯罪不能依照现行立法确定追诉时效 ,为体现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提出 :1.确定单位犯罪的追诉制度。 2 .对行为与结果相继发生的犯罪 ,一律从结果发生时起计算追诉期限。 3.重新设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罪状 ,其追诉期限从拥有来源不明巨额财产时起计算。     

“一带一路”背景下反腐败的国际预控合作机制

从反腐败的国际预控合作的具体路径来讲,可从风险控制、信息互通、企业合规监管以及民间反腐交流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从而实现腐败犯罪的有效预防。除此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立法思考,发挥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指引和惩罚作用,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     

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背景、分析与治理——以陕西省普通高校为例

陕西省普通高校领导干部近年职务犯罪基本情况和环境影响的分析表明,高等教育快速扩张为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谋取私利的用权动机和监督制约机制缺失的综合作用,造成高校领导干部腐败现象。遏制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应以提升拒腐防变能力为主线,加强廉政教育和文化环境建设,改革体制,创新机制,强化权力监督,完善制约机制,实施廉政风险预警和防控。     

健全和完善防腐反贪的法律体系

以法治腐是国内外反腐败斗争的一条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重视法制建设和反腐败立法,我国反腐败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步建立了一套惩治腐败犯罪的法律体系。党中央提出了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反腐败新思路,反腐败实行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已经成为我们党反腐败的一条重要方针。《实施纲要》和《规划》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惩防结合的反腐败战略,更注重制度建设,强调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法律体系。西方各国的反贪腐犯罪立法,注重事前预防和综合治理两个方面。在我国反贪腐立法过程中,借鉴域外反腐败立法的成功经验,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     

初探我国财产申报制度与预防职务犯罪

现代信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为保障政府的廉洁、高效、公正，各国普遍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遏制腐败的法律制度，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实践证明，它在保障政府廉政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成为许多国家从源头遏制腐败的利器。本文试图借鉴国外相关财产申报法律制度与经验，从分析现有干部收入申报制度的利弊角度出发，提出用现代信息公开的手段重整我国财产申报制度以构建财产公开制度并使其法治化的构想，以期对完善我国财产申报和财产公开制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部分国家反腐败法比较

当今世界,腐败已成为各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如何有力治理和有效防范腐败的发生已成为各国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国都殚精竭虑,想方设法制止和预防腐败,反腐败措施的种类和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纵观各国主要反腐败措施,制定专门反腐败法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选择,许多国家除了在自己国家的刑法、行政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规定有关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内容外,还制定了独立的专门反腐败单行法律法规。这些专门反腐败法将反腐败的制度、措施进一步细化,而且适用起来更加方便、灵活,在各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旨在对新加坡、韩国、美国和英国的专门反腐败法作比较研究,为我国反腐败法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一些借鉴。     

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     

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对策

整治腐败,拔掉保护伞是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必然要求;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扼断洗钱犯罪是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手段;做好两劳释解人员帮教工作,是预防有组织犯罪的重要保证。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联合国于2003年9月底制定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由7部分内容组成,主要包括总则、预防措施、定罪执法、国际合作、资产追回、技术援助与信息交流及公约的实施机制等。《公约》在反腐败方面体现了透明度、国际合作、预防为主等特点,并且强调实体法与程序法、公权机构与私权机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三个结合。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反腐败机制现状的不足,建议加强廉政教育、建立反腐败机构、建立政务公开制度、制定廉政立法、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加快干部人事改革等方面完善我国反腐败机制。     

新形势下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途径初探

目前在我国要防治腐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关键是要构建三位一体的腐败防治防线,即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从根本上使人不想腐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从体制上使人不能腐败;强化监督机制,从力度上使人不敢腐败。新形势下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以教育引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制度保障,完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以监督约束,强化反腐倡廉监督机制"。     

民主监督与反腐败

民主监督与反腐败是紧密相连的 ,它关系着反腐败斗争的成败。我们只有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民主监督 ,逐步建立起切实可行的 ,比较完善的民主监督机制 ,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确保反腐败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