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解析

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建设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都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将新型的理性观念贯穿始终。生态文明建设是充实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理论领域推动了法治观念的更新,使法治建设更加尊重和遵守客观规律;在实践领域凸显了生态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并提高了法律的质量。法治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保障:在理念层面树立法治思维,审视和引导生态文明建设;在制度层面构建制度体系,规范和调整生态文明建设;在方法层面运用法治方式,处理和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融合而成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亮点和特色之一。     

政治文明视域中执政党推进法治建设的制度逻辑

执政党推进法治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它要求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国家事务的运行遵循法治的原则,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加规范和理性。执政党推进法治建设始终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保障,也是中国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特色。执政党推进法治建设可以更好地使国家和社会形成健全的法治体系和良好的法治状态,使整个社会成员对法治形成发自内心的坚守和由此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状态。在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代化发展视域中,执政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清晰的制度逻辑。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双重路径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是支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双重路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国家治理领域的变革具有全面性、主动性和规范性特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一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依法治国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支撑是直接的，而依规治党的支撑是间接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双重路径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通过静态的规范体系和动态的制度体系来发挥。静态的规范体系可分为整体规范体系和保障性规范体系，前者指涉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整体，后者指涉推动规范文本向制度实践转化的党和国家监督规范体系。动态的制度体系包括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制度、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以及法治保障体系。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更好地支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     

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借鉴——以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法治建设必须要汲取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传统法律文化是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文化土壤,是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宝贵本土资源,是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基础。传统法律文化对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在立法上,汲取了成文法的立法经验与传统,在立法形式上以法典为主要表征,在内容上将道德融入法律原则之中;在司法上,汲取了传统法律文化中慎刑与慎杀的思想与理念,尤其是对于死刑处决尤为慎重;在法律监督上,汲取了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御史监察制度中的成熟经验。总而言之,当代法治中国建设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对传统法律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迈向法治中国的重要里程碑。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并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指明了目标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必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     

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能”与“不能”——对法治概念和地方法治评估体系的理论反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法治中国一体建设、整体推进的基本思路,国内一些地方近年来也相继推出了以"法治指数"的量化指标体系来评价地方法治状况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法治建设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从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到具体量化指标设计的建设思路。这一思路是否能够达到法治建设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的目标?需要对法治概念和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理论反思。从理论上说,现代法治概念包含了制度或者治理层面的法治、观念层面的法治和文化层面的法治三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地方法治评估体系缺乏从法治文化高度上推行法治设计的整体思路,需要从宪法至上、程序正义和权利本位三个文化要求和价值指数对其进行重构和引导。     

在更高起点上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江必新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1期上撰文《以法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完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正式形成确立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面有法可依格局的出现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带入了一个更高阶段。因此。一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原则和功能作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出发点,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治理模式中的"人治"、"礼治"、"法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占据的主导地位不同,对传统社会产生的影响各有差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是对未来的探索,应基于中国的本土资源和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分析和价值挖掘,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存续两千多年的"礼治",久经王朝更迭而不衰,其人本主义思想和追求和谐价值的理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治"与传统法治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有一定的警示和启发,权力的监督和制度设计之本土化亦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     

法治中国之路:从国家到社会

"法治中国"的正式提出使得我国法治改革不再停留在国家和政府层面,而拓展到社会之中,提倡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将法治改革落位到社会层面,使得社会个体获得应有的尊重,这是一种法治的回归。单靠自上而下的模式已经难以实现法治中国,因此需要借助一种批判竞争式民主的理念改革——协商性民主,从而建立一种基于平等、公开的博弈平台,实现公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推行属于广大民众的法治社会,并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得以贯彻。     

法治视野下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在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下,既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起示范和带动作用”,那么,依法治党对依法治国也必然“起示范和带动作用”。法治的基本原则是重规范和制度,崇尚法制和秩序,反对无政府状态和冲突。在党内生活中贯彻法治原则必须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依法治党。     

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研究

法治政府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关键所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必须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从法治政府理念的培育和法治政府基本原则体系的确立入手,着力解决好法治政府的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问题。     

完善生态法治 推动绿色发展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目前,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存在法治理念不普及、法治体系不健全、执法过程不严格和司法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影响了绿色发展的推进。对此,要从立法、守法、执法、司法四个层面予以完善提升,为实现"美丽中国"铺路架桥。     

开拓中国式民主与法治建设之路

经历十多年的迅速发展,中国法治在制度层面更趋成熟、在实践层面更深嵌入社会现实。2010年,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明显深入到中国法治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上。在法治理想与法治现实、法律制度与法治实践之间的磨合过程中,关于中国法治道路选择及其可能存在的偏失或风险,成为理论思考的新主题。     

从文化视角透视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

法律是文化的产物。近代以来西方罪刑法定的产生与演变是与西方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国当代的罪刑法定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实务层面,都存在局限和不足,需要通过文化和制度的建设来弥补和完善。     

影响法治建设的观念障碍分析

法律观念的变革与否关系着一个国家法制化进程和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本文作者针对国内理论界多数学者从制度层面提出实现法治国家的现状 ,从观念层面对阻碍法治建设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认为观念的变革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基础的 ,它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能否真正实现。     

中国传统法文化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慎刑恤罚的法律原则、容隐制度、成熟的判例法模式、无讼的价值观等一些先进的法律思想,对当今的法治建设可以有所启发。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法文化,可以促使中国法治建设在自己实际国情的基础上推进。     

马克思主义整体观视野中的法治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

法治建设是社会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层面,马克思主义从联系的、系统的观点出发,把法治放在与社会经济政治相关的社会体系中,揭示了法治的本质、社会地位和功能。法治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寻求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突出矛盾,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以发挥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     

地方法治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地方法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地方法治建设也是国家整体法治建设的组成部分之一。地方法治建设在实践层面展开之后,一些结构性不平衡的困境约束凸显出来,如地方政府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地方立法滞后难以顺应发展、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明显、行政监督约束机制不够完善、地方法治评价指标尚有瑕疵等。推进国家法治建设既需要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也需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促进地方法治建设可以从优化行政决策制度、提升地方立法质量、加强地方行政监督、切实保障司法权威、完善法治评价指标、培养公众法治意识等角度入手。推进地方法治建设还需要领导干部高度重视地方法治、牢固树立地方法治观念、用心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助推法治中国与地方法治良性互动。     

坚定全面依法治国的文化自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文化渊源为视角

作为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融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红色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国外优秀法治文化为一体,既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法治特质,又切实体现了人类法治文明的精髓要旨。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习近平法治思想清晰阐明了其基本含义、代表性内容和时代价值,也结合时代需要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红色法治文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赓续和传承,法治原则、策略、举措、方法等都存在鲜明的红色印迹。对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法治基本方略、法治基本原则、法治基本方针。对于国外优秀法治文化,习近平法治思想予以充分借鉴,从国外优秀法律名言、法律制度以及法治发展模式中汲取养分,将之转化为中国法治元素。对内外多种类型的法文化资源的聚合、融贯与创新,践行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双重旨要,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的重要体现。     

对严刑打拐的理性反思与隐忧表达

"贩卖儿童处死刑"其中折射出的是民粹主义、刑法万能与严刑峻罚,而这正是妨害法治建设的意识形态层面的症结所在。刑法决非规制拐卖犯罪的万灵药,更需觅求其他解决问题之道,改进收养制度更是势在必行。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司法上,我国打击拐卖犯罪一味强调重刑化并不利于犯罪预防与法治国的人权保障。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民众敬法、畏法的规范意识以及于己于人的权利意识亟待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