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理性思考

世界各国都可能面临紧急情况,需要国家或局部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下,由于维护国家的生存成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首要价值,国家权力的行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摆脱宪法的约束,宪法所保障的人权也要予以克减。由于我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紧急状态下的国家紧急权力缺乏系统的法律规范,从而为紧急状态下的侵害人权造成了可能性。因此,有必要从完善我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入手,实现对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     

论人权克减及其监督机制

现代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之时,往往采取人权克减措施,所以无论从国际人权保护角度,还是从国内法实施角度来看,这都是个极为特殊且必须认真对待的关键性领域。因此,依据国际人权公约,对人权克减的涵义、条件和监督机制进行规范性分析,将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这将为今后设计我国紧急状态法制中的人权克减条款提供参考价值。     

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初探

研究公正审判权的解释理论有助于系统地把握公正审判权的含义、理解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解释实践和预测人权事务委员会未来的解释走向,促使公正审判权的国内实践符合公正审判权的国际标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了"解释之通则",第32条规定了"解释之补充资料".这些规定被国际社会认同为"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解释公正审判权时也适用了这些规定.     

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

如何在限制人权和保障人权的相对紧张关系中寻求平衡,是紧急状态下解决人权保障问题的关键。首先要明确紧急状态的概念、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必要性等理、论问题,才能针对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     

论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克减问题

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状况更体现法治国家的成熟程度。基于其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和高裁量性等特征，非常状态下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对行政相对人人权的克减是客观存在而且经常出现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人权克减应当符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救济原则。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确定行政紧急强制中人权克减的可操作性标准，以完善我国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国际反恐形势下公民权利保障研究

"9·11"恐怖袭击使恐怖活动进一步全球化。随着国际反恐形势的日趋复杂和严峻,世界各国纷纷采取非正常手段,对公民权利造成严重侵害。反恐应当在国际人权法的前提下进行,严格遵守"人权克减"的条件和程序,并且充分发挥联合国人权机构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规范世界各国的反恐活动,实现保障基本人权的最终目标。     

监禁刑政策中的人权保障价值

人权保障理念的兴起是近代西方国家监禁刑政策发生转变的动因之一.国际社会有关监禁刑政策的一系列规定均体现了罪犯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我国的监禁刑政策在刑罚目的、手段以及罪犯享有的权利等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对罪犯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但我国的罪犯人权保障制度仍存在着诸多的不足,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     

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国际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为例

国际人权话语权是一国通过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展现人权观点、进行人权监督、实现人权主张,并以此影响全球人权价值和国际人权秩序的综合实力。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人权话语来影响人权发展的国际战略、规则和实施机制,从而发挥引领作用。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国际人权话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人权观念,补充和丰富了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内容和理念。中国提升国际人权话语权,不仅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更需要通过国际组织的相关制度安排予以落实和保障。作为最早建立的、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之一,特别程序在构建和实施国际人权话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国利用特别程序不仅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保障,推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改革,而且还促进了发展权在联合国人权框架下的实施,以及"以发展促人权"等人权保障模式及其理念的传播及影响力。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人权主流化的推动,特别程序作为话语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面对人权问题全球化、国际组织碎片化和单边主义的挑战,中国应在坚持一贯人权立场的基础上,担当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责任,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运行和制度构建,强化与特别程序等机制的合作,增进联合国组织的人权职能,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论反恐中的人权保障

恐怖主义犯罪是一种极端的犯罪形式,各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普遍采取一系列特殊的措施,如运用监听监控等特殊的侦查手段,软化司法审查程序,延长羁押期限等,这些措施往往克减权利或者限制权利,与人权保障相冲突。因此,应统一反恐中的人权保障标准,严格遵循反恐特殊措施的适用原则,建立相应的赔偿救济手段,最低限度地克减权利或限制权利,保障人权。     

中国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以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为例

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和实施国际人权法的一系列规范和监督机制,对于人权的保障和推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高和国内人权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中的实践也经历了由消极参与到积极对话与合作的转变,而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建立,则为中国加强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的整体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国利用这一平台树立了新的国际人权形象,加强了对国际人权监督实践的参与,进一步提高了国内人权的保障水平,并提升了自身在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中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签署国际人权两公约的背景及意义

中国于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国际人权两个公约。这是中国为实现联合国尊重人权的宗旨和原则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在中国及世界人权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一举动再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认同人权问题上的共同国际准则的态度以及中国重视开展人权领域国际合作的诚意。它有利于进一步健全中国的人权保障机制和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试论国际法中的主权与人权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公然入侵主权国家 ,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以中国为代表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决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 ,并对北约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坚决的谴责。今天 ,暂时看科索沃危机已经解决 ,但人们还是不禁要问 ,国际上围绕主权和人权的关系为什么有不同的回答 ?考虑国际法关于主权原则和人权原则的规定 ,可以发现导致上述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法关于主权和人权规定上的自相矛盾。国际法虽然既规定了主权原则 ,又规定了人权原则 ,但这两个原则是依据两个不同的前提规定的 ,其中 ,主权原则规定的前提是国家 ,人权原则规定的前提是整个人类 ,而二者在现实中的不统一便引发了国际上的一系列争论与问题。为解决这一冲突 ,应将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统一于国家第一的前提下 ,在首先坚持主权原则的情况下 ,让每一个主权国家承担起保护人权的义务。     

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紧急状态下,由于政府的紧急权力的超强势地位,其侵犯人权的危险极大地增加。为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和专制的出现,必须对紧急权力加以宪法和法律上的规制,建立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科学发展观与宪法人权保障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与我国宪法保障人权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现行宪法完成了从革命宪法到人权保障宪法的转变。但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的要求,我国宪法的人权保障还存在内容结构、实效发挥和履行国际人权公约方面的局限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宪法应该通过修改集中梳理、完善宪法人权保障的内容。     

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

妇女人权是国际人权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联合国的大力倡导以及具体行动的影响下,国际社会通过了较多的国际公约保护妇女的人权,但是结合当今妇女人权国际保护的现实,不难发现,当前国际人权法在妇女人权的保护上存在种种缺陷和弊病,国际社会需要继续不断地努力.     

国际人权视野下的中国式缺席审判

刑事缺席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受到国际人权保障体系的约束。在国际人权视野下审视,为保障被追诉人的公正审判权,缺席审判应在审前、审中及审后三个阶段设立三项保障措施,包括通知义务、律师帮助、重新审理。对此,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皆予以确认,但尚待在司法适用中进一步解释。通知义务的充分履行是缺席审判的前提,其履行程度应以实际知悉为标准,拒绝以公告等其他形式视为被追诉人知悉;律师帮助是对缺席被告辩护权的必要补充,为未委托辩护人的缺席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应当成为共识;重新审理是缺席审判的救济措施,但对重新审理的异议权应当予以限制,其赋权应以被缺席定罪之人此前是否放弃出庭受审的权利为标准,并明确重新审理程序。     

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设置的侦查程序忽视程序公正,不利于保障人权,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因而借鉴国外侦查程序中的合理成分,本着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思想,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规定。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广泛的参与权,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保障,确定各种侦查措施和行为的适用应遵循比例原则或必要性原则,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等,以期实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统一,实现我国刑事司法的公正。     

内发的变革: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互动的自主性问题

本文探究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的互动问题,论证中国政府在转变人权理念、推进人权事业、参与国际人权规范建设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主导当前研究的“社会化”思维进行反思.中国学者在探讨中国与国际制度规范关联性问题时,除了注意外部影响,也不应忽视内在动力.我们应当更多地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中心,从国内一国际互动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这一历史性命题.     

韩国人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

1948年以来,韩国的人权状况随着国内政权的更迭和逐渐民主而出现从压制逐渐过渡到有力保障的过程,韩国的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在其民主化进程中逐步完善并向系统化发展,主要表现在韩国1987年宪法对基本人权的规定,同时韩国加入与人权有关的国际条约,来巩固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力度,并且按照相关国际条约向国际组织报告韩国的人权状况,接受国际评论。然而,个人申诉权在韩国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警察武力之“善法良治”——论警察武力权与人权的价值冲突及基本调适原则

警察武力权具有国权、职权和自卫权三种属性。它承载着警察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权三重价值和三种职能。但警察武力权与人权也存在价值冲突:当警察行使武力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广大社会成员的人权以及警察自身人权时,势必或可能威胁、缩减、剥夺违法犯罪行为人以及其他在场人的一定权利和自由,甚至剥夺他们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为调适这种冲突,国际社会通过确立"正当目的、相称、替代和克减、正当程序"四项基本原则制导警察武力权限和行使规则的设定。与国际社会大致相当,中国警察武力立法中的基本原则是"正当目的、必要且有限度地使用武力、层级性和严格遵守法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