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体系视域中的刑法解释对象与目标新论

刑法解释的对象不宜是刑法规范、刑法规定、事实与规范等,而应是罪责刑关系。刑法解释的目标不宜是主客观立场之争等,而应是罪责刑均衡及其实现。刑法解释的对象与目标应一脉相承,罪责刑关系及罪责刑均衡的有效沟通从刑法学体系上更好地实现了解释结论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有机合一。     

新刑法适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为了使修订后的刑法顺利适用,充分发挥其预防犯罪的功能,在其适用过程中应注意下列问题: 一、加强新刑法的解释工作 1、它是准确司法,实现刑法任务的要求。刑法是保障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最后屏障,它具有调整的法律关系范畴广、严厉的特点,因而,准确地把握刑法的含义显得尤为重要。新刑法对原刑法作了较大范围的修订与补充,因此,司法人员及公众对它进行及时、准确地把握有一定难度,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即是对新刑法进行解释,使其含义被通俗、易懂地表现出来,从而为司法人员及公众准确理解与把握,以保障准确司法,实现刑法任务。 2、它是增强刑法活力的要求。新刑法明文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该原则的确立有利于保护公众的权利,有利于维护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但是,新刑法在规定罪行法定原则的同时,还废除了类推制度,因此,为了使行为人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但没有为刑法所规定的行为受到相应的惩罚,也为了保障那些对社会有利的行为不受到惩罚,有必要在严格遵循刑法的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作好刑法的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从而使新刑法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并在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较大作用。     

刑法立法解释问题探析

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不能成为刑法立法解释的有权主体,自治区、省或者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刑法的解释性条文、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的规定以及对刑法的起草说明或修订说明不应是刑法立法解释;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具有同等效力;刑法立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目前我国应该加强刑法立法解释,在将来可以适当限制刑法立法解释.     

刑法司法解释的类型化及其意义

根据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典的关系,可以将刑法司法解释分为三种类型:注意规定、具体化规定、法律拟制.这种类型化区分,学术意义是可以纠正对刑法司法解释的一些误读,司法实践意义是:不同类型的刑法司法解释应有不同的解释方式；不同类型的刑法司法解释在解释精神的推广方面也应区别对待,以确保使司法解释的适用能够与刑法典相吻合.     

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演变与协调

我国贿赂犯罪刑法规范,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对贿赂犯罪的规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贿赂犯罪刑法规范,经历了数次立法过程。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立法演变过程中出现一些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需要协调解决。     

刑法规制器官移植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刑法规制器官移植犯罪的困境主要是观念守旧、宣传力度不够，器官移植相关立法及刑法解释工作滞后。行政刑法与刑事刑法衔接不当。应完善器官移植犯罪刑事立法，一是在刑法中增加专门的有关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二是利用刑法中的已有规定处理器官移植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日本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有关公务员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方面的犯罪则规定在《商法》等附属刑法之中。同时,日本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成立条件作了比公务员贿赂犯罪更严格的限定。日本刑法的这种规定方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及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刑法解释基本问题研究

刑法在适用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情况，遇到新问题，那么对于刑法条文规定模糊的地方，进行刑法解释就显得至关重要。研究刑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弄清楚刑法解释的目标、方法以及解释限度，有利于更好的理解和适用刑法，维护法律尊严和保障人权。刑法解释目标是刑法解释的逻辑起点，反应刑法解释的价值观，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的大前提下，出现多种学说。文章在分析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采用综合解释观的观点。刑法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适用的途径，也是刑法解释的具体运用，文章阐述了各种具体的方法以及在案件中适用不同方法的位阶。刑法解释的限度也是刑法解释的关键问题，关系到公权力行使的界限。刑法解释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是刑法解释的题中之义。     

量刑建议制度研究

量刑建议是指控方根据案件的基本事实以及从重量刑情节所反应出来的社会危害性,结合刑法及刑法解释的规定,提出的有关对被告人量刑结果的指控.其作用在于在庭审中塑造出一种"控方提出量刑建议、辩方展开量刑辩护、法官居中裁量刑罚"的"分包制"量刑模式.鉴于中国量刑建议实践还存在着严重的摆设化、混乱化和随意化现象,应从制度层面上强化与细化量刑建议规范.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关系论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之间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但刑事政策本身并不是刑法解释的原则.作为中国刑事法治中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原则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从刑法解释的目标看,刑法解释究竟是在何种层次和境况下揭示及阐明刑法条文的含义,应由解释主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要义来确定.     

论刑法解释的目标——以刑法人权保障功能实现为视角

刑法解释论上的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所确立的刑法解释目标都有不利于刑法人权保障功能实现的缺陷,因而刑法解释的目标应确立为寻求刑法立法时刑法规定的客观意思,即立法本意;只有立法本意不符合保障人权要求时,才允许扩大或缩小立法本意的范围,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解释。     

驳嫖宿幼女罪取消论

我国多数学者批评刑法中嫖宿幼女罪之规定不具合理性.从先解释论后立法论的立场出发,应尽量通过对实定法的解释,实现法律规定内部的平衡与合理.我国刑法的嫖宿幼女罪在保护法益和行为结构方面都具有独特性,因此将其作为独立罪名规定具有合理性.作为嫖宿幼女罪法定刑参照系的并非强奸罪的法定刑.通过与和奸幼女行为、非强制猥亵儿童行为的量刑范围进行比较,本罪的法定刑也具有合理性.     

经济犯罪“兜底条款”的限制解释

经济犯罪中“兜底条款”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其解释应当受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约束,并为经济犯罪基本特征所制约,以体现刑法的“二次性评价原则”,但司法解释与司法判决却有越来越扩大适用的趋势,限制解释应当是基本的司法立场与学术选择。限制解释的基本立场是,必须有作为前置法的行政法律、法规存在,经济犯罪的“兜底条款”才能进行入罪评价;行政法律针对某一事项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有的事项则没有规定,没有规定的事项,不可解释为刑法中“兜底条款”所涉的内容;“兜底条款”的范围,必须与刑法明示的内容具有行为同质性与结果同质性方可进行解释,仅有结果的同质性不能适用;对于经济犯罪中的“双兜底条款”,必须采取最严格的解释立场,以维护基本的刑法安全与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对于立法与司法解释涉及的已经远离“文本”含义射程的“其他”内容,应当自解释施行后才具有效力。对待转型时期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犯罪,理应坚持理性、科学的刑事司法政策立场。     

刑法目的的新表述

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犯罪人的权利。因此,要正确处理好刑法与民愤的关系。对行为人有利的新法的规定对于已生效的判决仍有溯及力。应当允许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但是当行为人是国家工作人员时,可以做不利于他们的扩张解释。     

组织男性从事同性性交易行为之定性研究——对李宁案的分析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宁组织卖淫案审理过程中对于刑法规范用语"卖淫"一词界定解释的争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更引起刑法学者对于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限度问题的深入思考。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存在着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分歧。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僭越刑事立法权,又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不足的功效。     

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与运用

刑法解释方法之间存在一定的位阶关系,包括适用位阶和效力位阶.适用位阶遵从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的解释顺序.在效力位阶上,文理解释和目的解释具有决定的意义.具体在运用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时,应当采用后果考察的方法,坚持语义容忍性、逻辑融贯性、价值合理性三个解释向度.以此位阶解释“武装掩护走私”:“武装掩护走私”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适用所有的走私罪名,只是在量刑上适用《刑法》第151条第1款规定的刑罚,解释应当明确三个量刑幅度所对应的具体情节,司法实践中死刑的适用原则上仅限于保留死刑的几个走私罪名.     

对强迫卖淫罪数罪并罚规定的若干思考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实施强迫卖淫犯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对此规定出现了一些争议,包括未能完全体现对被害人人身权利的保护、与刑法罪数理论相悖并可能造成罪刑失衡等.这些争议观点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争议的解决并不至于急迫到立即修法,可在司法过程中予以适当化解.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应主动运用实质解释方法,妥当适用数罪并罚规定,力争在现有刑法规定的框架下,实现对强迫卖淫犯罪合理的定罪量刑,以求得犯罪处置的罪刑均衡.     

刑法适用解释的习惯法向度

习惯法在刑法适用解释过程中,同制定法一起发挥作用.法律解释立场和漏洞补充径路的不同,对习惯法的态度亦大相径庭,并决定着习惯法在刑法适用解释中的维度.刑法适用解释对习惯法的取向经历了从排斥到考量的转变,在刑法适用解释的两个阶段即法律解释和漏洞补充中,习惯法面临不同的境遇.在法律解释阶段不应当考量习惯法因素,而在漏洞补充阶段,习惯法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论包容犯与我国刑法立法

包容犯是近年来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一种犯罪形态,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犯罪形态并没有引起重视.本文从解释论与立法论的意义上,对此犯罪形态加以研究,以揭示其法律性质并评价其立法上的利弊得失.     

从旧兼从轻原则之“不能承受之重”——对最高院《关于〈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之反思

从旧兼从轻原则不仅适用于定罪量刑,还适用于刑罚执行,因此,《解释》中无论是关于定罪量刑的规定抑或是关于刑罚执行的规定,都必须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然而,《解释》的8个条款中竟有4个条款突破或僭越了从旧兼从轻原则,而且,《解释》对刑法的"从轻"适用,并非整体适用某一相对较轻的法律,而是选择适用数法律中对于犯罪人有利的法条,实乃从旧兼从轻原则之"不能承受之重"。反思《解释》,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刑法》总则第12条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来决定适用新旧法,同时,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应整体适用"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