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通讯监听——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网络通讯监听，是指利用网络技术为主轴的相关技术，截取他人秘密通讯的行为，包括任何通过网络所截取的声音、文字、图片、影像、电子邮件等信息。网络通讯监听与传统电话监听不同，电话是点对点的传送，网络是通过封包交换系统处理许多使用者的封包。网络通讯监听如果是截取通过某一节点的封包，必须进行过滤，进而取得所要的内容，在此过程中，侦查人员可以看到无辜第三人电子邮件的具体内容。在进入聊天室观看他人聊天的过程中，可能会听到被监听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的聊天内容，牵连到许多无辜第三人，因为该监听节点不限于被监听人使用，每一个通过该节点的人，其聊天内容都有可能被截获，容易侵害第三人的权利。因此，网络通讯监听应当遵循降低侵害第三人权益被侵害可能性原则。因网络的特性，对网络通讯可以实行机动性监听。     

美国网络通讯监听适用立法探讨

网络通讯监听是信息时代重要的技术侦查措施.美国在网络通讯监听方面目前已设置了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在一般性立法上,主要包括宪法第四修正案、《联邦通讯法》和《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在专门性立法上,主要包括《外国情报监察法》、《电子通信隐私法》、《爱国者法》和《保护美国法》.通过对美国相关立法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诸多有益启示.     

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监听法综述

世界主要法治国家在监听立法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设立监听单行法;二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专节或专条确立监听法律制度。从其监听立法情况来看,普遍遵循重罪原则、必要性原则、特定原则、书面许可原则。而且将适用范围、审批制度、监听期限、监听获取通讯内容的使用与管理等方面作为监听立法应具备的“骨干”内容。这对完善我国有关监听立法有重要意义。     

特殊监听行为所获材料之证据能力比较研究

一般意义上的监听，是指法定的侦查主体根据监听令状规定的范围而对被监听者的通讯、谈话予以秘密听取、录音或记载的行为。作为一种侦查取证方式，一般意义上的监听行为应当受到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约束。而特殊监听行为，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对其获取的材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则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特殊监听行为主要包括了私人违法监听，一方当事人监听以及附带监听等类型，对这些特殊监听行为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之判断．体现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尖锐冲突。     

论秘密监听的法律规制

在侦查实践中,秘密监听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技术侦查手段。为了在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隐私权等基本人权之间寻求平衡,在今后的立法中,必须从秘密监听适用的实体条件、审批程序、被监听人享有的权利等几方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     

毒品犯罪侦查中通讯监听的失谬与规制

当前,通讯监听作为刑事侦查领域的前沿技术,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通讯监听技术的广泛使用,监听失谬的风险逐渐凸显。通讯监听的失谬主要体现在通讯监听扩大化与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冲突、法律规定抽象化导致的通讯监听"脱轨"、通讯监听证据的证明力困境三个方面。因此,有必要重构通讯监听制度,将监听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离,明确监听法律规定,提高通讯监听证据的效力,确定通讯监听的最低限度。     

监听的立法及其在证据法中的地位研究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监听是一把双刃剑,如对其不加任何制度约束和限制则易于侵犯公民隐私权。尽管监听在实践中经常被我国侦查机关采用,但刑事诉讼立法上对该强制措施却缺乏明确规定。规范监听立法及正确界定监听形成的证据之效力已成为我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监听的法治分析及本土架构

监听是指通过安装监听设备秘密听取当事人通话内容并将其内容及时固定的一种技术侦查措施。本着对制度创新的关怀和变革法治的理想,我们需要对监听法治化的理论基础进行考量,以法治视野进行考察,吸收国外监听制度的合理内核,架构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监听范式。     

监听的法治分析及本土架构

监听是指通过安装监听设备秘密听取当事人通话内容并将其内容及时固定的一种技术侦查措施。本着对制度创新的关怀和变革法治的理想,我们需要对监听法治化的理论基础进行考量,以全球视野进行考察,吸收国外的监听制度的合理内核,架构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监听范式。     

比较法视野下监听的特有原则

秘密侦查的原则与监听的原则不完全相同,监听有其自身的特有原则.监听的特有原则包括相关性原则、时限原则、适度公开原则、隐私权保障原则及司法救济原则等五个方面.考察比较法视野下的监听特有原则,为完善我国的监听制度提供借鉴.     

物联网的实现路径及在公安信息化中的应用

物联网是一次重要的信息产业革命,其重要价值不次于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实现物联网的核心技术,包括无线传感器网络(WSN)、射频识别(RFID)、微机电系统(MEMS)、GPS、云计算、下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及物联网,同时还应考虑能量供给、获取、测量与管理等技术。物联网技术在公安信息化中的应用前景广阔。     

身体缺席的“演出”——网络聊天中的信任与谎言问题研究

网络聊天这种受到大学生普遍青睐的新兴交流渠道,在人际交流中发挥了辅助性的作用。本次调查通过将网络聊天与面对面、书信、电话、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五种人际交流渠道相比较,发现大学生对其信任程度低于面对面、书信、电话、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处于信任层级的底端;相对于较多出现在面对面交流中的主动型谎言,网络聊天中的谎言更多的是被动型的;网络聊天特殊的交流群体和信息表现形式,是影响大学生对其信任程度的主要因素。     

构建“网上警局”拓展网络民生警务

"网上警局"是公安机关利用互联网资源在虚拟社会搭建的与现实公安机构职能相对应的"网络民生警局",由三明市公安局率先提出并创建,具有警务公开、办事服务、交流互动、监督评议等功能。构建"网上警局"关键在于突破网络全流程办事服务瓶颈,并以此为核心,创新网络警务机制,拓展网络民生警务,实现网上管理全流程、网上服务全实现、网上警务全覆盖,进一步提升警务管理服务效率和水平,满足群众"足不出户"的全时空、个性化办事服务需求。     

论网络舆论监督

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政治生活方式。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家事务,广泛、充分地交流和发表意见、建议,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等活动进行褒贬与评价,是现代社会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必然,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应当对网络舆论监督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并且不断地进行规范和正确引导,使其规范和完善,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最佳手段。     

网络谣言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型谣言---网络谣言应运而生。网络谣言具有不同于传统谣言的鲜明特点,这也导致其产生原因的特殊性。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遏制网络谣言的产生、传播,以政府为主导的各种社会力量应该齐头并进,实现对网络谣言的多元化治理,建设和谐网络社会。     

网络色情案件侦查对策研究

近年来，网络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更自由地使用和交换信息的空间；同时，色情也在网络中找到了其滋生繁衍的沃土。网络色情案件具有隐蔽性、虚拟性、跨区域性、危害后果严重性等特点，侦查机关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铲除淫秽色情网站的利益链条；重视电子证据在侦查过程中的作用；加强网络技术人员的培养，提高打击和预防网络色情犯罪的能力。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调查的实证分析

网络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建立和完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丰富内容,增强吸引力,建设一支精干的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真正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     

试论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国际互联网,信息的传播得到快速发展,作品形式、作品使用方式、作品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当作品被上传到互联网上,通过互联网进行发行和传播时,著作权的保护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传统著作权人希望将其对传统作品的权利能自然延伸至互联网上,互联网上的既得利益者则希望互联网上的权益能得到传统著作权的扩大保护.网络信息技术和产业的迅速发展,给著作权理论和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保护网络作品的著作权,成为著作权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互联网内容及舆情深度分析模式

互联网内容及舆情核心元素主要包括热点、焦点、敏点、频点等方面,其中热点是最基本的判据。校园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案例表明,青年学生对校园公共事件的敏感、担忧和思索往往首先演绎为互联网内容及舆情热点。互联网内容及舆情深度分析模式,有助于更客观地解读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把握网络传播规律。     

网络民意表达与地方官民沟通机制创新——对广东奥一网络问政平台的案例解读

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公民通过互联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公共意见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为此,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网络问政平台,顺势关注和吸纳网络民意。这种官民沟通机制的建立,改变着传统的单向式决策模式,构建着“官民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并最终将推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