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毒品犯罪案件中的应用

从刑法及实践层面来看，我国对毒品犯罪无疑持严惩的态度，但毒品犯罪问题并没有在严刑峻法之下灰飞烟灭，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实践证明，“严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毒品犯罪问题，“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现阶段也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零星贩毒案件“情节严重”的认定与庭审量刑意见

司法机关在结合当前开展的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试点工作中，如何将零星贩毒案件“情节严重”的认定与量刑给予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建议针对零星贩毒者打击不力的现状，确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从而更加准确、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就成了公诉和审判实务中的一个新课题。     

新型毒品犯罪：生成特征与宽严相济

新型毒品是指通过化学合成的毒品。相对于传统毒品犯罪来讲。新型毒品犯罪具有制造手段相对简单、制造数量巨大、隐蔽性强以及扩散速度极快等特征。认真对待毒品犯罪的这些特征,才能在新型毒品犯罪中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对于新型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务必严格,对于单纯运输新型毒品、未成年人以及以贩养吸人员实施的毒品犯罪应当从宽;另一方面,应严厉打击走私制毒物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等外围行为,扩大毒品再犯的成立范围,对以未成年人为对象实施的毒品犯罪、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要“严”,并坚持对“零星贩毒”进行严厉打击。     

超大型城市检察机关毒品犯罪治理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国际毒品犯罪形势加大了我国毒品犯罪防控压力,也对我国毒品犯罪的种类、形式、手段、分布产生影响。超大城市毒品犯罪整体下降,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为主,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占比增加,中心城区毒品犯罪案件占比相对校多,但存在总体数量减少和向郊区转移的趋势。检察机关参与毒品犯罪治理面临从传统的依托刑事检察职能的“打击”逐渐走向四大检察综合履职的“治理”和从打击供应为重点向打击供应和需求干预并重的两个方面转变。从“供给侧”治理毒品犯罪面临国际毒品犯罪激增压力和依法严厉惩治毒品犯罪“边际效应递减”困境;基于毒品刑事犯罪案件办理面临新毒品种类增多和贩毒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查处难、取证难等挑战;从“需求侧”探索毒品犯罪治理路径面临更重任务。应借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建立对毒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模式;依法严厉惩处毒品犯罪同时,从“需求侧”开展毒品犯罪治理;加大对新型毒品犯罪和利用网络实施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大对毒品替代物质的监管力度,建立涉毒品犯罪信息共享平台。     

阿富汗毒品问题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战后重建中阿富汗面临国际与国内矛盾突出的双重挑战。阿塔政府执政后需要巩固政权、解决民众贫困、打击毒品犯罪以及与恐怖组织划清界限等问题。从目前形势来看,阿塔政府已经实施了禁毒措施,但阿富汗毒品依然严峻,对我国毒情形势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对策：积极开展区域禁毒合作,完善区域信息共享机制,提高打击毒品犯罪能力,进一步阻断毒品犯罪有利条件;加强新疆及广东省毒品打击力度;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打击毒品方案的形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中的适用

刑事政策是一定国家、社会对犯罪行为、犯罪现象回应的集中体现，其对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统率和指导作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标志着我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全面高压态势、严打政策之后，在社会转型期新的形势下，对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但是，根据应然刑事政策和实然刑事政策的理论，当前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仅仅是在国家对社会发展以及犯罪这一具体社会现象深刻认识基础上作出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科学判断，是应然刑事政策的一种。众所周知，“应然并不必然引发实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相应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具体机制的建立、转变和完善中得以完成由应然刑事政策向实然刑事政策的现实过渡。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公诉权是国家打击、惩戒犯罪和实施审判监督的重要司法环节，如何在公诉部门行使公诉权过程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该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至关重要。     

云南边境打击走私制毒物品面临困境及对策思考

“制毒物品”虽不是毒品，却是制毒的基本原料和配剂，在非法制造毒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天然毒品的提炼，还是人工合成毒品的生产都离不开它。因此，加大打击“制毒物品”犯罪，防止流入非法渠道，是解决毒品问题困扰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在199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对走私制毒物品罪进行了规定，为打击走私制毒物品犯罪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实践中，由于毒品犯罪形式的多样化、科技化，当前打击走私制毒物品犯罪工作仍面临着较大困境，应从战略、战术两个层面提出应对之策。     

宽严相济的行贿罪刑事政策探析

我国刑法行贿罪刑事政策,从1979年刑法至《行贿司法解释》是有利于打击受贿犯罪；《行贿司法解释》颁布之后的司法实践是从严从重打击行贿犯罪；《行贿司法解释》追求宽严相济.确定行贿罪刑事政策需要考虑的四个因素:重视口供是行受贿犯罪的特点,要“查清”行受贿行为,追究行受贿刑事责任的侧重点是受贿行为,应利用行为人的利益考量心理.行贿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一要结合从严从重与有利于打击,二要从弹性司法转变为刚性司法.     

毒品犯罪重刑化的正当性拷问

受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一直面临非常严峻的禁毒形势。近年来，我国在惩治毒品犯罪中呈现出明显的重刑化倾向。毒品犯罪重刑化在中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然而，无论从近三十年的禁毒实践、毒品犯罪侵害公民身心健康的运作机理、中国禁毒工作方针的全面贯彻，世界范围刑罚轻缓化发展趋势，还是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角考察，毒品犯罪重刑化的正当性基础均有必要重新加以检讨。     

合作打击中亚地区毒品犯罪的若干问题分析——基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考察

针对中亚地区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及其对我国的严重危害．有必要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就打击中亚地区毒品犯罪开展合作。目前，应当完善打击毒品犯罪的区域性公约及其实施措施，加强各成员国禁毒立法的协调和完善，通过建立会晤机制等方式，加强合作打击中亚地区毒品犯罪的机制建设与机构建设。还应当就引渡、侦查协作等问题，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积极开展刑事司法合作，努力寻求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     

宽严相济政策在审查逮捕阶段适用的实证分析

我国刑事司法政策正趋于成熟和完善，“宽严相济”政策的适用是大势所趋。审查逮捕是司法程序中最重要的一个程序，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环节。在审查逮捕环节是否正确适用宽严相济政策是既能严厉打击犯罪又能切实保障人权的重要保证。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基层检察院适用该政策的数据分析，说明该政策适用的实际效果，并提出该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合理建议。     

论打击毒品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毒品犯罪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毒品的打击工作,对毒品犯罪的蔓延起到了重要的抵制作用。但现阶段我国打击毒品犯罪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失误之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打击易制毒化学品犯罪、毒品犯罪与青少年保护问题及毒品犯罪的有组织化发展问题,加大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     

论公安机关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途径

在当前我国刑事法制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张重点在“宽”，而非“严”。面对轻微犯罪大量发生造成的刑事立案总数居高不下，暴力性恶性犯罪愈演愈烈，给“命案必破”的工作目标带来压力，新型的社会越轨行为不断涌现，给公安执法实践带来困扰的局面，公安机关应该在科学界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从执法理念更新、程序解读、实体运用等三个方面探讨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途径。     

设立“非法使用毒品罪的建议

在当前世界范围打击毒品犯罪中,我国政府提出了“三禁并举,标本兼治”的禁毒战略。所谓“三禁”,即禁吸、禁贩、禁种。笔者认为,在这三者之中,应该把禁吸当成首要工作来抓,这是打击毒品犯罪的根本所在。     

三十年来我国毒品犯罪立法之演进

1979年《刑法》颁布实施以来的三十年里,我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惩治和预防毒品犯罪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根据毒品犯罪的发展态势,1979年《刑法》实施后,毒品犯罪的种类越来越多,惩治毒品犯罪的法网日趋严密。毒品一直是三十年间毒品犯罪立法所确立的主要犯罪对象之一,毒品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完善的过程。在犯罪主体上,经历了从单纯地自然人到自然人与单位均能构成毒品犯罪的演变过程。同时,对毒品犯罪规定了较其他犯罪更为严厉的刑罚。体现了从严惩处和打击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     

当前广东省有组织制贩毒品犯罪的特点分析

广东省地处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其在我国毒品问题或说毒品犯罪方面的特殊地位。随着毒品犯罪形势的不断发展，受国际贩毒集团犯罪形式、手段的影响，共同犯罪成为广东省毒品犯罪嫌疑人制贩毒的主要形式，其中广东省制。贩毒犯罪的有组织化趋势越来越突出。当前，广东省有组织制、贩毒品犯罪的形式特点、手段特点在我国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这一特点对制定打击有组织制贩毒品犯罪有理论指导意义，同时也对其他省区打击毒品犯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毒品犯罪与其他犯罪的关联性

毒品犯罪的关联性 ,是指毒品犯罪与涉枪涉黑、涉黄涉赌等相关犯罪具有相互牵连和影响的特征或属性。其类型可分为犯罪学类型和刑法学类型。把握毒品犯罪与其它刑事犯罪的关联性 ,积极开展对毒品犯罪的“主攻战”和“配合战” ,才能从根本上打击和遏制毒品犯罪。     

论公诉环节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轻缓化向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旨在对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累犯等实行刑事立法上的“入罪化”、刑事司法上的“从重量刑”、刑事执法上的“隔离与长期监禁”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亦可状述为轻缓刑事政策，意指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实现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刑事执法上的“非机构化、非监禁化”。“非犯罪化”，指原界定为犯罪须科以刑罚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或科以刑罚。譬如在欧美国家，违警罪、性犯罪等等均已淡然退出刑法舞台，而缓刑亦渐次成为避科刑之弊害、助犯罪之人复归社会之一帖良药。而“非机构化、非监禁化”，则指广泛适用假释、社区性处遇或称社区矫正措施等情形，意在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秩序良性循环。谈及轻缓刑事政策之“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纵观寰宇，国外有辩诉交易、转向处分、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国内亦诸如相对不起诉，委托调解、撤案另处等。     

试论广东省毒品犯罪的特点及对策

随着世界毒潮的泛滥,我国面临的毒情日益严峻,毒品犯罪日益猖獗。广东省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我国的毒品犯罪中处于特殊的地位。研究其毒品犯罪的特点以及在打击毒品犯罪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确定广东省打击毒品犯罪的方略和对策。     

我国毒品犯罪治理的方向与措施

我国毒品犯罪总体处于国家可控范围之内,但形势较为严峻。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打击的毒品犯罪案件数、抓获犯罪人数与缴获的毒品量一直呈攀高之势。多年以来,国家展开声势浩大的毒品犯罪治理,结果却是案件越打越多、犯罪人数愈抓愈多。毒品犯罪根源于毒品需求市场的强力拉动带来的畸高利润,同时毒品犯罪供应市场的独特结构与毒品犯罪打击的一些方向性偏差,又共同制约了国家毒品犯罪治理的整体效果。我国治理毒品犯罪无捷径可走,只有降需减供。这就需要扭转目前偏好毒品犯罪打击的评价体系,真正落实毒品预防教育,创新戒毒措施体系,提升与优化国家打击毒品犯罪的综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