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制度中的善意相对人保护

善意相对人保护是法人与非法人组织制度的结构性问题.《民法总则》对此在三方面作出了规范.代表权限制情形下的相对人保护规定(第61条)克服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的局限性,规范结构更为清晰.登记情形下的相对人保护规定(第65条)属于新增规定,对其应作广义理解,其不仅适用于应登记事项而未登记或未作变更登记,而且适用于登记不实或错误.决议撤销情形下的相对人保护规定(第85条)亦为创新立法,其与第61条规定源于同一法理.三种情形下的相对人保护,皆旨在保护相对人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制度及代表人制度的抽象信赖(系统信赖).这些规定中“善意”概念在法律适用上应理解为推定的善意,在举证责任分配上,由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证明相对人存在恶意.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制度三论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虽在《民法典》中被定位为特别法人,但性质上应属公法人,一是其成立的主要依据是《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二是通过履行一系列管理职能以实现“服务于公益”这一职能目的;三是财产来源的公共性。其章程不同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而实际法律化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即为法律性章程,主要原因在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已经涵盖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章程所需内容,实质上成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的章程;同时,法律性章程比一般私法人章程多了“强制力”这一执行力保障,能确保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功能的实现;而且,只有法律性章程才能解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自治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克服自治性章程的固有弊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民事能力受其“职能”的限制,主要体现为财产支配和交换能力、侵权责任能力、劳动合同能力与监护人能力;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为交易行为,也不宜被赋予破产能力,除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外,不能为他人提供担保。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终止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能否终止是当前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过程中的重点问题,理论界对此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应当充分注重其与《民法典》总则编法人终止规范之间的体系衔接问题。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后者并非集体资产的当然所有权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可以拥有独立的责任财产。因此,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通过解散或者宣告破产等方式终止不会损害《宪法》确立的集体所有制,也不会导致农村社区部分公共服务的缺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终止产生消灭其法人资格并退出市场之法律效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仍可作为一个组织体继续存在并承担法律所赋予的相应职能。     

近代商会自治法律制度初探

近代中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商会法律的,而从近代的商会所从事的活动来看其又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性.可以说,近代有关商会的一系列法律从法律上正式确认了商会的自治地位.本文试着从近代有关商会自治的立法和商会的自治活动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近代商会自治法律制度.     

近代商会自治法律制度初探

近代中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商会法律的,而从近代的商会所从事的活动来看其又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性。可以说,近代有关商会的一系列法律从法律上正式确认了商会的自治地位。本文试着从近代有关商会自治的立法和商会的自治活动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近代商会自治法律制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特殊构造论

《民法典》总则编在形式上虽以“功能主义”作为法人分类标准,但在具体法人类型描述上又回归了“结构主义”。对营利法人类型描述上的局限性,使得部分营利法人类型为特别法人所吸收,故营利法人与特别法人并非完全对立的概念。折股量化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使集体所有权真正实现了“法律归属”与“事实归属”的统一,法人经营集体财产所得收益由此可惠及于众。此外,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化构造既有利于降低组织成本,也可通过连接集体的力量应对农产品市场买方的垄断,并最终使集体成员受益,故本质上属营利法人,其特别性体现在具体构造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取得的被动性、财产用途的特别性以及对“资本泛化”倾向的排斥,使该类法人在组织结构、事项表决以及破产能力等方面,均呈现不同于公司法人的制度构造。     

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类型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法人,但并没有明确其为何种类型的法人。本文通过考察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点发现其不属于营利性法人,但又不同于非营利性法人中的公益性法人,认为应将农民专业合作社视为一种非典型的非营利性法人,并建议在未来的合作社法修订过程中应全面准确地揭示其法人类型。     

清末商会探微

商会是清末出现的新式商人组织 ,它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尤其是商人进行国际经济竞争的内在需求 ,清政府振兴商务的外力驱动 ,使商会在全国迅速普及。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证商会是商人的新式社团组织 ,即 :领导权、经费来源、公牍程式、自治权和成员身份。最后根据商部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以及各商会自订章程的规定 ,论述了商会的主要活动和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兴办商学、调息纷争等作用     

论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中商会的角色与作为

在近代中国,商会扮演着工商制度安排和变迁的参与者角色.具有制度供给和需求双重身份的性质和特征.商会参与公司立法取决于内外因的交互作用:商会本身所具有的参与法制现代化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是其参与立法的根本前提;而政府对商会的职能定位是影响商会参与程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商会通过自拟商法活动和其他参与形式,积极推动公司立法的健全完善,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单一主体(政府)立法模式.国家力量与民问力量的交互作用,决定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移植具有以强制性为主、诱致性为辅的制度变迁特质.     

论我国商会制度的源起、演变与现状

在"工商食官"与国家对工商业实施严格控制的古代中国,商人组织经历了从市坊、商行制度到会馆、公所制度的演变,直至近代,在晚清改制修律的大背景下,才有仿行西制、具现代意义之商会制度的出现。由于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目前已形成了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为载体的中国民间商会、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中国国际商会、以全国性行业协会为主体的行业商会这一三足分立、多元多层的商会制度格局。改革和完善我国商会制度,变现行的准行政性商会制度为社会自治性商会制度,将是我国未来几年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近代以来中国商会治理变迁及其法制意义

商会制度,是近代中国由农耕社会法制向工商社会法制、由统制经济法制向市场经济法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在传统中国法制中,社会治理以绅士阶层为中心,形成了在中央集权引导下,与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官僚系统保持一致的绅权治理。及至近代,商会制度的出现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法制变迁的契机,集权式的绅权治理开始向分权式的商会治理转型。尽管在这个制度转型过程中,法制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效应仍不可避免,并呈现出迂回曲折的变迁轨迹,但是它依然具有较高绩效。中国商会治理变迁所取得的经济绩效表明,当前中国法制应坚持集权治理向分权治理转轨的制度变迁路径。     

电子商务法律模型论纲

本文尝试将法律模型论的方法引入电子商务法律理论研究工作之中 ,提出电子商务法律模型的概念 ,并对构建电子商务法律模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该模型的基本结构作了初步论述。希望这种尝试能对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理论准备有所裨益 ,进而有助于加快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步伐。     

证券登记制度研究——兼论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

由于证券市场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证券投资成为商事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商事登记制度中,证券登记制度应是重要的内容之一。随着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证券登记制度也发展了传统的商事登记制度,即传统的商事登记制度专注于商事主体地位的确立,而证券登记制度则注重于商事(证券)主体权利状态的确认和商事(证券)行为状态的确认。     

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元论——对检察权权能的法律监督权解析

立论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元论而对我国检察机关的公诉权、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和执行监督权等检察权的权能进行法律监督权的解析,这使我们看到每一项法定的检察权权能都是法律监督权的具体表现形式,检察权的全部权能在性质上都应当统一于法律监督权．从而证明我国宪法第129条对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定位的科学性。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证据的可采性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庭具有认定证据可采性的自由裁量权,不必严格适用各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可采性规则。不过就一些具体的证据可采性问题,国际上形成了一般实践。仲裁庭在认定证据的可采性时,除了考虑相关性,还可能考虑效率、仲裁费用等因素。另外,仲裁庭认定证据可采性的权力并非没有限制。我国相关仲裁实践存在一些问题,与国际一般实践相脱离,应予以纠正。     

论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重点环节

规范国家权力运行,是法治建设的基本问题.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矛盾中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依法治国的"国",不是地理概念上的国,而是指国家机器.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权力依法运行.依法治国,既治官、也治民,但基本精神是治掌握各种国家权力的官.人民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重点是干部人事权、财政预算权、行政管理权、执法司法权.但是在抓住主要矛盾方面的同时,不能忽视次要矛盾方面,对公民行为也要进行有效的持久的法制教育.     

论电子商务合同订立的法律调整

由于电子商务合同的签订程序、时间与地点、书面形式等问题 ,与传统的合同制度有诸多不同 ,在法理上和司法实践中 ,如何应对 ,都是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法律课题。     

应对电子商务犯罪之精益侦查

电子商务犯罪是当前一种相对新颖的犯罪类型,我国尚无非常高效的侦查应对制度.借鉴经济学领域的“精益生产”理念,以宏观的视角架构了一种全新模式的侦查制度——精益侦查以应对之.针对电子商务犯罪的非对称态势、当前侦查制度的局限提出了大胆而可行的创新对策,包括侦查机制体制、技术手段、案件管辖、证据收集制度和人员归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