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限制走向废除——中国死刑的必由之路

当前废除死刑已成为世界性趋势,国内对废除死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国死刑制度的废除必将成为现实。从目前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和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现阶段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死刑废除还不能被立法机关及大多数民众所接受。因此,由限制死刑到废除死刑应是我国死刑的必由之路。     

死刑存废问题:民主还是哲学

本文从死刑存废的问题性质入手,认为死刑存废首先是个民主问题,其次才是哲学问题。一个国家是否废除死刑,除应考虑当下国情外,还应通过民主程序,充分汇集反映整个民族深层性情的意见,而非只受个别政治家、哲学家的导引。在废除死刑所须经过的五个阶段中,闲置死刑是其中必经的阶段。死刑“废除论”者欲从少数派成为多数派,最终实现目标,必须扫除“速废论”的幻想,注重对民众意见的调查和研究,提高社会安全水平,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重塑人们对生命的尊重。     

中国不宜立即废除死刑的原因分析

在世界许多国家，废除死刑已经成为现实，就目前来看，我国还不具备立即废除死刑的各项条件。死刑的保留是与我国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从我国的政治环境来看，保留死刑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且有利于维护政治环境的稳定；在经济基础方面，我们还不具有废除死刑的物质条件，并且难以承受死刑废除的代价；从民众的社会心理来看，人们还有很深的报应观念，死刑在很多人眼中仍然是正义的体现；从我国的治安状况来看，死刑在打击严重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国目前不宜立即废除死刑。     

美国死刑适用的最新现状及走向

美国每年死刑执行数量虽排在世界前五位,但减少和控制死刑的适用一直是其主流,特别是近年来废除死刑已成各州追求的目标。美国保留与适用死刑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死刑司法诉讼成本过高、种族成为影响死刑适用的明显不公平因素、错案频生、死刑案件量刑程序保障的弱化、各州死刑适用极不平衡。美国废除死刑的动因主要有:国际社会的压力、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及民众对死刑态度的转变。废除死刑后消解候决死刑罪犯的途径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上诉的形式消解死刑;二是寻求死刑的替代性刑罚措施;三是充分利用法定的特赦或大赦的方式消解死刑犯的中止执行,进而变为死刑的终止执行。     

台湾地区的死刑变易解析

随着死刑罪名的删减及死刑程序的完善,我国台湾地区逐步废除死刑的政策渐趋明朗。但被害人家属的有效抗争,加之反对废除死刑民意的强烈反弹,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台湾地区死刑废除的进程。死刑废除派和死刑赞成派在死刑存废和"法务部长"签核权等法律问题上互相论难。台湾当局除在两派之间左支右绌,两面讨好外,正积极采取配套措施,争取民众对废除死刑政策的支持。     

死刑存废的民意维度——以组织卖淫罪可罚性观念的测量为中心

概率样本数据显示,组织卖淫罪适用死刑的民意支持率极低,这与公共空间所呈现的舆论态势存在较大反差;围绕本罪死刑存废的拉锯过程对进一步推进死刑改革具有重要启示.由政治领袖推动的“突然死亡”式死刑废除模式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而依靠精英话语引导民众支持死刑废除的思路则面临“精英观念缺位”的尴尬.以个罪死刑的民意支持度为依据,逐步废除罪刑失衡的个罪的死刑,是我国死刑改革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防止“沉默的螺旋”等传播现象所导致的“错位民意”对立法与司法的不当影响.以官方人口统计信息为参照获取概率样本,采用匿名电脑调查法和“讲故事法”测量相对敏感的“外指观念”,是进行民意测量时可行且有效的方法.     

欧洲死刑废除的启示

欧洲发达国家废除死刑之际民众对死刑的呼声仍很高,但民众对死刑的高支持率并没有使它们恢复死刑。这对强调因民众支持死刑而不能废除死刑的国家提出了某种挑战。欧洲人认为,死刑是对正义最极端的冒犯,是权力的狂妄表现,民主根本不可能与死刑的这种狂妄自大共舞。然而,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在其废除死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死刑视为政治问题并将其提升到人权的高度,这其中的原因何在,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死刑存废之法律文化透视

死刑存废与法律文化息息相关 ,古代世界各国普遍使用死刑 ,源于古代对法律工具论的社会主流意识和杀人抵命的法律文化的认同。尔后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死刑废除态度上的迥然不同 ,主要是法律文化的差别 ,西方国家形成了一种“天赋人权”、保障人权 ,生命权不可剥夺的法律文化 ,因此走上废除死刑之路 ,相反 ,中国却仍然是一种以工具价值取向为主导的法律文化形态 ,强调重刑的镇压作用 ,死刑继续为社会所重视 ,而且愈后愈残酷。因此 ,要在中国最终废除死刑 ,必须建构新的法律文化 ,也只有在新的法律文化形成之日 ,才是中国死刑最后废除之时。     

对我国死刑的思考

对我国死刑的思考应着眼于两个层次 :一、死刑是否应当废除 ?这是理性层次思考的问题 ,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其更有不合理性和局限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 ,死刑的合理性被其不合理性和局限性一一否定 ,死刑应当废除 ;二、死刑是否能够废除 ?这是现实层次考察的问题。我国社会存在因素和社会意识因素决定了现阶段不能废除死刑 ,而在今后多长时间内废除死刑取决于现阶段刑事立法和死刑适用状况中两个支撑点 :(一 )要解决刑事立法者和司法工作者对死刑认识方面的问题 ;(二 )要淡化广大民众崇尚重刑、迷信死刑的观念。     

俄罗斯死刑适用的近况

最近几年俄罗斯联邦对死刑的“冻结”是加入欧盟的必要举措。但事与愿违,从总体的社会治安趋势看,目前的俄罗斯联邦很难真正地废除死刑,因为在该国暴力性犯罪难以扼制,同时,民众对死刑的支持率尚很高。     

死刑犯的权益保障

死刑问题是近年来刑法学界的热点之一.关于废除死刑还是保留死刑,这方面的论述颇多,尚无定论.学者们能够达成共识的是,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前的物质发展水平和公众观念的条件下,还不能废除死刑.因此,死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在我国存在.那么,对于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准死刑犯"和已被判处死刑的"死刑犯"而言,如何最大程度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既是死刑犯及其家属们所切实关心的问题,也应当是刑法学者们密切关注的课题.     

马克思死刑思想研究——兼论对中国死刑改革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在一个文明的社会裹,死刑是残暴的、不文明的、不人道的、不公正的、无效的、没有正当根据的,从而提出了在文明社会彻底废除死刑的主张。这必将封中国的死刑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性意义。     

我国台湾地区死刑控制及其对大陆死刑改革的启示

本文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死刑立法模式、死刑适用条件、死刑适用范围、死刑规定方式的控制以及死刑案件程序、死刑赦免、死刑执行的控制,还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死刑立法控制和司法控制的理念。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分析发现,台湾地区死刑控制与我国大陆死刑的改革方向不谋而合,即对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犯罪绝对不适用死刑。此外,台湾地区死刑控制对我国大陆死刑改革也有一定的启示,即将死刑适用的具体条件限定为危害生命或健康的严重犯罪;废除绝对死刑;提高无期徒刑的假释门槛、新增重罪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延长死刑追诉权期限;增设死刑案件强制上诉制度,等等。     

毒品犯罪死刑司法适用标准研究

死刑是我国遏制毒品犯罪的一项重要刑罚措施,然而,由于司法实践中对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理解存在偏差,如机械理解《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导致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过低,对毒品犯罪中不应当判处死刑与判处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界限把握不当等。虽然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情形较多,但控制毒品犯罪的效果并不明显。为充分保障人权及有效发挥死刑在预防毒品犯罪中的作用,必须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坚持等价性、必要性和不得已性三个原则,根据《刑法》第48条之规定所体现的严格限制死刑的精神,正确理解《刑法》第347条第2款关于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条件的规定,合理确立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     

陪审团在死刑案件中适用的价值分析

死刑案件作为最严重的案件,作为关涉公民生命权的案件,它的审判是我们在构建正当法律程序时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价值分析为主视角,从哲学思辨和实证分析入手,提出在我国的死刑案件中引入陪审团审判,以构建强大的死刑案件普通审程序之设想,试图通过在死刑案件中引入陪审团审判,扩大刑事司法中的民众参与和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之实现。     

Experience Versus Expectation: Economic Insecurity,the Great Recession,and Support for the Death Penalty

Scholars have theorized that people who report past economic hardship and those who forecast future economic instability will be more likely to support punitive criminal justice policies than those who do not. Only recently have researchers begun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is association, and the findings from this small literature have been highly inconsistent. The current study contributes to this line of inquiry by investigating a uniquely rich set of economic insecurity measures included in a very large national survey (N = 9,060) fielded during a time period of special theoretical salience: the Great Recession of 2007–2009. Specifically, using survey data from the Cooperative Campaign Analysis Project, we explore the effects of experienced and expected personal, vicarious, and societal economic insecurity on support for the death penalty. Contrary to the hypotheses, expectations of future economic insecurity a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death penalty support, but this relationship is conditional on respondents’ demographics.     

死刑威慑力的犯罪学分析

Death penalty is the most effective deterrence to grave crimes, which has been the key basis for the State to retain death penalty. In fact, either in legislation or in execution, death penalty can not produce the special deterrent effect as expected. With respect to this issue, people tend to conduct normative expl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dinary legal principles or the principle of human rights, which is more speculative than convincing. Correct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positive analysis and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human nature which sifts the true from the false will not only help end the simple, repetitive and meaningless arguments regarding the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of death penalty, but also help understand the rational nature of both the elimin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death penalty, so as to define the basic direction towards which the State should make efforts in controlling death penalty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social civilization. Zhang Yuanhuang is a professor of law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a doctoral tutor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Policy. He has been to Paris II University as a senior visiting scholar. He is 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Chinese Criminological Society and a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nal Law.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Basic Issues of Modern Criminology (China Procuratorial Press, 1998),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Law Press, 2^nd ed. 2008), Crimin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8); and he has more than 70 articles published in law academic journals.     

经济犯罪中死刑生命空间的多维思考

经济犯罪中死刑的存置尚有一定的生命空间，但更不应忽视的是其生命空间的萎缩性与内部的不和谐性。死刑在经济犯罪中的存置经历了一个由广泛扩展再到适当限制的嬗变过程。其存置在价值层面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孕育了不合理性的基因；传统刑法文化对实定刑法产生了根深蒂目的影响，重刑、泛刑、死刑以及宗法文化的发达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刑法文化观念，发生着剧烈的碰撞与冲突。而传统文化的惯性对一国的经济犯罪中死刑的存废始终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社会偏重伦理学角度的“性善”与“性恶”的人性之争，还是西方社会偏重法哲学角度的“理性”与“经验”的人性之争．都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经济犯罪中不论是主张存置死刑抑或还是废除死刑，均有支撑其存在的人性基础。     

当代中国死刑改革争议问题论要简

死刑改革是当代中国刑法改革过程中最受关注、最具现实意义且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中国虽难以在短期内全面废止死刑,但却有必要将废止死刑纳入其政策内涵。在功利与人道之间,人道性应当成为我国死刑改革最主要的根据。我国应以无期徒刑作为死刑的立法替代措施,适时建立死刑赦免制度,公开死刑执行的数字,并于适当时机废止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     

试论死刑的主体条件设置

死刑主体的条件设置在死刑制度中非常重要 ,如果死刑主体适用范围减少 ,死刑总量自然减少。我国刑法已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和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 ,但对老年人、妇女、精神病患者、生理有缺陷者及智力低下者等弱势群体的死刑适用问题还未涉及。鉴于对老年人、妇女、精神病患者、生理有缺陷者及智力低下者施以人道主义关怀 ,应减少对他们的死刑适用量 ,甚至不适用死刑 ,以更好地体现刑罚的谦抑性 ,也减少了死刑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