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FTA和中澳FTA比较研究

中、韩、澳均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国家,三国中,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占优,人均量落后;密切的经贸往来为中韩FTA和中澳FTA的签署奠定了基础,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韩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大于中国对韩国的依存度。中国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出口市场和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亦大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依存度,但是,由于产品的替代性,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依赖的脆弱性更高;中韩FTA及中澳FTA的协议内容体现不同特点,中韩FTA协议文本较之中澳FTA,内容更为详尽全面,谈判的完成度更高。自贸区框架下,中韩、中澳经济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韩、澳两国都积极应对FTA,中国政府和企业亦应积极采取措施推进FTA,拓展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     

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具有独特地位的中等强国。近年来,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特别是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关系发展迅速。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势头持续发展,中澳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本文拟从中澳关系的基本情况入手,重点从澳大利亚学术界对中国崛起的认识、澳大利亚公众及媒体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的政策等三个方面,综合分析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     

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比较研究——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探析

为了减少对中东能源的依赖,中国实施了能源进口多元化、拓展海外能源产地的战略,加强了与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能源合作。俄、澳两国作为中国的重点合作对象,在能源结构、国内制度、与中国合作的模式等方面有着各自的特点。从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三个视角对中俄、中澳能源合作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探寻两种合作模式的成功经验以及如何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     

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演变——基于WWZ增加值贸易分解法

基于WIOD数据库,对韩国增加值贸易进行测度并分解发现,2000年以来,韩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已从对美国的高依赖逐渐转变为对中国的高依赖;各国(地区)在韩国出口中的相对贡献程度发生了变化。排前三位的贸易伙伴依次为美国、澳大利亚、中国,中国对韩国出口的贡献指数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中国对韩国出口的贡献越来越大,德国和日本对韩国的相对出口贡献指数在缓慢下降,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指数变化较为波折。韩国出口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参与程度不同产业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最终产品的出口占比下降,中间产品的出口占比增加,全球价值链在逐渐拉长,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程度逐年提高;制造业的参与程度要大于初级产品、资源产品,以及服务业。     

多维视野下的中俄、中澳资源合作比较研究

中国与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能源、矿产资源合作已成为我国与两国经济关系乃至整体关系的支柱。近年来,中国与俄、澳两国在能矿资源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宽,在石油、天然气、煤炭、核能、铁矿、电力、可再生能源、能源勘探、能源开发、能源精加工等领域的合作深入发展。从合作条件、状况、问题与前景四方面对中俄、中澳资源合作进行比较研究,旨在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期对指导我国的对外资源合作、保障我国资源稳定供应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地理位置毗邻以及互补的资源供需结构、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和战略,共同构成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动因和条件,中俄、中澳资源合作虽然存在差异和各自的问题,但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继续拓展和深化前景可期。     

近年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离境与回流分析--以澳大利亚移民部相关数据资料为研究中心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持续繁荣与发展，华人在澳大利亚移民数量持续攀升，同时亦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新移民选择永久离开澳大利亚，或回流中国，或再度移民第三国，从而形成了一股方兴未艾的华人新移民离境潮和回流潮，这不仅直接改变了华人新移民的跨国迁移模式，更深刻揭示了中澳人力资源竞争态势及华人移民人口流动趋势。     

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路径、动因及影响

近年来,澳大利亚对于南海争端的关注程度与介入力度不断增加,其路径包括在多个场合宣扬其南海政策;扩充本国军备,在南海地区显示军事存在;加强与美日菲等域内外国家的联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动因有其自身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考量,也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作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带来重要影响,包括加剧南海争端的复杂性,影响中国在南海问题的话语权,阻碍中澳关系的发展及加深澳大利亚自身的外交困境。针对澳大利亚加强介入南海争端政策的现实,中国应采取相应对策,包括在部分国家政局变动与政策变化之际,坚持以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来阻止澳大利亚等域外力量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企图;扩大对澳大利亚各界的外交工作;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及中日关系的转圜,压缩域外国家联合制华的空间;以经济的软约束为主要方式辅以军事的硬威慑阻止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     

我对东南亚的看法

罗伯特·贝弗里奇教授(Robert Beveridge)是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政治与经济系研究太平洋国际关系的著名学者,在澳大利亚学界和政界有一定影响。贝弗里奇是“自由市场体制”的热烈鼓吹者,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极感兴趣,热心于中澳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并为此做了不少工作。这里发表的是他1987年访华时写给本所本刊的一封信,在他回国途经香港时,又特地写信为此信加一题目.他在信中从一个澳大利亚学者的角度谈了自己对东南亚局势的看法,并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背景材料。对于其中某些观点,读者当自有自己的见解。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欧洲金融结构的转型——走向银行与资本市场并重均衡的欧洲金融体系

长期以来,尽管各成员国之间差异巨大,但欧盟金融结构总体上呈现银行主导的特征。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欧洲金融体系的动荡表明,欧盟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并不完美。一方面,对银行业的过度依赖会因银行监管和市场出清机制的不足导致系统性风险累积,增加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又因缺乏一个替代性机制缓冲经济基本面所受到的冲击,难以为经济复苏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因此,欧盟在通过银行业联盟确保银行体系稳定的同时,着手借助资本市场联盟的建设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欧盟金融体系也因此启动了从银行主导向银行与市场并重的重大结构转型。     

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当前的中日关系就总体而言处于一种政冷经热的状态中,但是两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双方均成为了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作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中日关系的变化将对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形势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通过考察中日贸易对日本GDP增长的贡献率发现,中日贸易与日本的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具体来讲,虽然有较大的起伏,但是日本对华进口、出口增长对其GDP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是稳步攀升.本文还从贡献度和贡献率的变化轨迹角度,将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初级阶段、稳定依赖关系的形成阶段和依赖关系加深的阶段.     

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解析

近两年来,澳大利亚对南海局势亦开始予以密切关注,成为影响南海问题发展的新的外部因素.无论从经济、安全还是政治层面来看,南海及其邻近地区对澳大利亚都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因而南海问题对澳大利亚而言“非常重要”.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呈现出三个基本取向:与美国保持相近立场;防范中国“控制”南海;力倡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事务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长期化和国际化,并对地区安全格局的走势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方面只要能够增进与澳大利亚、美国和南海有关声索国之间的互信,完全可以控制、减弱甚至消除澳大利亚介入南海问题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历史与地理之间——澳大利亚安全认知与实践的两难抉择

自美澳同盟建立以来,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不断强化。但由于美澳同盟特殊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澳大利亚在外交决策的独立性与结构性限制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使其身份定位和国家利益观念的碰撞始终影响着自身安全认知的形成。当战略环境出现变化时,澳大利亚的安全认知就会面临在"历史"与"地理"之间抉择的过程。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正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再次使澳大利亚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具体到政策选择上,这将对美澳同盟的发展以及中澳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从中美贸易看中国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的顺贸易生产模式的影响,可以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系数中体现出来.但美国贸易政策的政府战略因素、美国贸易结构的变化、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及其价值构成使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生产贸易效应的影响面临着挑战.中国应转变生产方式、转变中美贸易的增长方式、提高商品的内在价值、切实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     

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内涵、动因和前景

澳大利亚是"印太"概念的主要倡议者,是较早将"印太"地区正式纳入官方安全利益关切的国家。将澳大利亚与印度或印度洋联结是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一以贯之的主线。中印的共同崛起、美国"重返亚洲"以及"中等强国"抱负是澳大利亚重视"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因素。印度经济的崛起、印度洋重要性上升及其衍生出的北澳大开发需要是澳大利亚直接关注"印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因素。此外,相对于"亚太"而言,"印太"的叙述框架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缓解身份认同焦虑。文章指出,澳大利亚内部对"印太"的战略内涵及其重要性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亚太第一派"基本否定"印太"作为澳大利亚新的战略地理空间;"印太最小主义派"强调利用印度制衡中国,维护"印太"均势;"印太最大主义派"强调中美日印的大国协调和共治;"印太功能主义派"强调减少能源和海洋安全联结产生的战略对抗,追求"印太海洋共治"。目前特恩布尔政府的"印太"战略思路倾向于"印太最小主义派"。探讨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的演变有助于中方更好地理解澳大利亚的利益诉求和战略走向,更加准确地把握和调整"印太"时代的中澳关系。     

深度一体化: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新趋势

本文通过理论和案例分析,探讨了深度区域一体化的趋势、含义、动因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深度一体化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新趋势。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应注重推进深度一体化战略,深化与中国FTA战略相适的伙伴国的经贸联系,配合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逐渐减轻对现有主要贸易伙伴国构成的较为单一的外部市场的依赖。     

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

美澳同盟关系缔结于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条件下美国同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南部的重要战略支点。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关系在经历短暂的"漂浮"后,又趋于稳定并得到进一步强化。进入21世纪后,联合反恐和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美澳同盟关系新的催化剂和强心剂。文章拟在分析美澳同盟建立和转型背景基础上,首先探讨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支点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其次分析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和转型;最后重点探讨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美澳同盟如何进行政策调整及再定义。同时,本文还试图分析作为同盟相对弱小的一方,澳大利亚在追随盟主美国对外战略的同时,如何处理同盟义务与自身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特别是当前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矛盾。文章作者认为,作为一项较为明智的政策选择,澳大利亚可能倾向于加深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同时在政治和安全上仍然依靠美国。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长期政策,澳大利亚将会和美国一道,通过国际组织,极力诱使中国遵守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研究

本文依据贸易引力模型对哈萨克斯坦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经济规模、距离、铁路运输是影响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目前对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潜力已较小,需开发新的增长点来带动中哈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

随着中国的发展,东亚单极格局逐渐转向两极格局,中美关系步入战略竞争阶段。现有研究认为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面临"双重战略困境",将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其以往实施的对冲战略已经失效,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强硬对华政策意味着它已经选择追随美国。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与中美之间战略依赖关系的辨析发现,"双重战略困境"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上澳大利亚并不面临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战略困局,而仍然存有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通过分析东亚国际体系结构变迁以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逻辑,可以发现现阶段澳大利亚最优的战略选择是"基准战略",即以维护本国战略利益作为在特定问题中相对支持中美两国其中一方的基准,从而最大程度换取中美的战略信任和理解,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平衡。而对澳大利亚在国内层面、南太平洋和南海问题上战略行为的梳理和比较,有效证实了澳大利亚的"基准战略"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现阶段东亚中小国家的战略转变以及未来东亚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     

中国和东盟五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中国和东盟各国将逐步减少服务业准入限制,扩大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因各成员国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存在差异,该进程对各国影响必利弊互现.因此,各成员国应根据本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现状,确定服务业自由化进程,以顺利实施<协议>.鉴于此,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和东盟五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为中国具体实施该<协议>和进行后续谈判提供政策建议.     

"亚洲贸易新时代"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7年11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与日本国际经济交流财团共同主办的"亚洲贸易新时代"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东盟秘书处、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国内的专家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