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耕走向：民主化科学化

地方立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历经了从“急需先立”到“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转变，正逐步迈向精耕时代。从诞生之日起，我国地方立法就确立了民主和科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并在其发展进程中一直致力于提高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民主立法使法得到公允，科学立法使法符合正义，二者犹如鸟之两翼，     

中国立法的又一次升级换代

随着我国进入后法律体系时代，立法工作的重心也相应地作出战略性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从注重创制法律规范，逐步转向更加注重提高立法质量，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适应这一变化，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开始把如何提高立法质量作为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立法后评估就是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     

立法工作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总结30年来的立法工作实践经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在立法工作中，不论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要更好地坚持立法原则，提高立法质量，都要正确处理好立法与改革、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等三个方面的重要关系。     

“精耕细作”立法时代的又一新举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走过立法数量高速发展期，如今中国的立法迈向更加注重质量的“精耕细作”时代。顺应这一转变，立法后评估选择在法律实施一段时间后，对法律的实施效果以及面临的新问题进行量化“检测”，及时矫正其中的不足，并由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法律效果评定机制，无疑将提高立法质量，确保法律有效实施。     

对“关键是那么几条”的一点认识

地方立法，从探索立法，到加快立法步伐讲究立法数量，到现阶段关注立法质量，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非常关注如何提高立法质量，在谈到立法工作时，多次引述了吴邦国委员长关于一部法律关键就是那么几条的论述，要求我们把写好关键的几条作为提高立法质量的抓手。     

地方立法之思考

如何做好新时期我省地方立法工作，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笔者认为应着重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地方立法项目的来源和选择 从以往地方立法实践来看，立法项目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部门申报，这使得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选择立法项目的视野过于狭窄，进而导致编制的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此，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开门立法，拓宽立法项目的来源渠道，确保编制的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能够充分反映民声、体现民意，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地方立法走向精细化

扩展专家立法．委托立法．公民起草等多元化的立法渠道，吸纳越来越多的新鲜“民意空气”。以立法民主保障立法公平，以立法技术促进立法质量，地方人大立法正在步入精细化时代。     

《中国立法这五年》之解析篇——转型中国的立法新生态

73件法律，立法方向波及宪政、民生、市场经济、司法改革等诸多领域，这是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留给人们最直观的立法印象。 但是，要清点一个时代留下的立法财富．立法数量和内容固然不可或缺，但只有深入立法的创造过程．或许才能真正寻找到真相和意义。     

搞好地方立法解释工作的思考

立法解释是立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法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立法权的主要内容是创设法规，法规创设以后，必须保持稳定，但社会关系并不会因为有了法规就停滞不前，这就会导致法律与社会进步之间发生冲突。为了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同时使法律与发展变化了的客观需要相适应，国内外的立法经验告诉我们，立法解释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     

《法律体系是怎样炼成的》系列之四“良法”时代风云录

1997年，当执政党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特别强调要“提高立法质量”，这与以往单纯提出立法目标相比，迥然不同。其后在整个2000年代，“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在执政党报告中被屡屡提及。对立法质量的警觉，意味着此前二十年所出现的立法弊病，已到了必须矫治的地步。     

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

ＷＴＯ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入世”首先就是指法律的“入世” ,是中国国内法与ＷＴＯ规则及国际惯例的接轨。倘若说自2 0世纪 80年代起中国开始进入“将立法推入快车道”的“立法时代” ,那么 2 1世纪初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 ,既表明中国开始步入“积极推进司法改革”的“司法时代” ,又标志着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立法赶超型的“前立法时代”的结束和加入ＷＴＯ后的“后立法时代”的开始。在“后立法时代” ,中国立法将走出片面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传统误区 ,由数量规模型立法向质量效益型立法转变…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立法理论的实践进路──基于立法法背景下自治区人大立法视角

新立法法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理论对自治区人大立法的行进方向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立法理念,要解决从“立法理论”到“立法实践”转变这一问题,则需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结构、制度建设、立法设计”中的立法意涵,并从自治区人大立法的“原则遵循、立法行为”等角度进行多维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理论在自治区人大立法的实践价值上作为其立法的根本遵循,在实践功能上成为其立法的行动指南。     

《中国立法这五年》之盘点篇——变革年代的立法路线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07年10月出现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的这一论断，既是对当下中国立法现状的基本评判，也意味着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完成了既定的五年立法目标。 此时，令人不由得想起九届全国人大谢幕时的“大考鉴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言犹在耳，时光已倏然走过五年。 从“初步形成”到“基本形成”，为中国社会究竟带来了什么？仅仅两个字的变动，包含了多少丰富的内涵？又发生了多少深刻的变迁？这是书写中国当代法治史无法绕开的一段关键时期。 在十届全国人大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新一届人大行将接班之际，我们试图穿越时间隧道，重返历史现场，追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掬起那些回味无穷的碎片，清点五年时光所留下的立法财富，并捕捉立法百态背后的精神脉象。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纪念这个不平凡的立法时代，并向创造这一切的立法机关、立法者以及所有公民致敬!     

论立法听证会的辐射作用

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规定各立法主体在立法过程中，应当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由此确立了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与其他传统的立法民主形式相比，立法听证会有着较为明显的优点，如它能使利益表达制度化、利益冲突理性化、立法决策公开化及立法程序正当化、民主化，其辐射作用影响了立法者、立法过程、立法结果以及社会公众等不同方面。全面分析和衡量听证会的辐射作用，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民主制度的价值，从而更为积极地实践这一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意义。     

仅有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管用吗？

官员财产公示，多年来总是让人时时提起，却又难以成真。这个1994年就明确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在其他近140个国家实行了几个世纪的成熟制度，有关的立法技术和经验都没有问题，但为什么这样一部旨在约束权力和防治腐败的法律就是长期难产？原因的不言自明和阻力的强大使得各种妥协折中的办法被不断提出，如先申报不公示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等。中共十八大后，随着中央一系列惩治贪腐举措的推出，公众又开始了对这一反腐举措制度化的热切期盼。我们也期待。中央的反腐决心和公众的同仇敌忾可以促成官员财产公示立法的最终出台。     

委托起草立法需要配套制度支持

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的亲法无疑是对现行立法模式的一种重大改革。4月4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制办与贵州公达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委托该所起草《贵州省中介机构管理办法（草案）》就是创新立法方式的实践。我们传统的立法方式一般采用”谁是执法部门，     

《社会法崛起》专题报道之一 社会立法扬帆启航

在今年6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博弈多时、历经四审的《劳动合同法》终于成功通过。公众关注的就业促进法草案亦接受了二审。种种迹象表明，社会领域立法正呈现全面提速之势，这既是对日趋严峻的民生问题的直接回应，也是对以往失衡的立法天平的有力纠正。有理由相信，随着公平、正义等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将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法进入公共视野，实现中国立法的一次历史性转型。 社会立法兴起于怎样的时代语境？应当坚守怎样的立法品格？“中国特色”的社会立法如何填补以往的立法空白？如何改造社会的精神气质……这些看似宏大的命艇，其实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本刊特推出系列专题报道进行详细解读，并期望引起更多的公共讨论。因为，关注社会立法。就是关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关注生活的权利与安全，关注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命运。     

立法语言叙事分析

法律文本是立法语言的编织物。从语言的功能来看,法律就是立法者通过文字将自己的意志施加给对象的意义描述系统;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以语言为物质外壳的立法文本和立法行动本身具有"叙事"的特征。立法语言叙事最终体现的是立法者的权力意志。在立法实践中,如何恰当地控制和使用叙事的手段,从而为立法文本的完善提供可能,是我们进行叙事分析的初衷。     

破除部门利益须还原地方人大立法主导权

2008年起，北京试行立法前开展立项论证，6个项目纳入试点。从2009年开始，北京将逐步建立立法项目储备，每年将更多的项目纳入立项论证，并从中选择条件成熟的项目立法，增强市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立法选项的科学性。近日，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副主任郭金忠接受采访时表示，实现立项论证后，一些明显保护部门利益的项目，肯定不能纳入立法项目的范畴。     

关于地方人大常委会编制立法规划的分析思考简

立法规划是立法机关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立法研究、论证和预测的基础上，就一定时期的立法工作、立法任务所作的总体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从1991年开始编制立法规划，从第八届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都在届初之年制定立法规划。2013年9月初，中共中央转发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对今后五年立法工作作出统筹安排，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任务、工作要求和落实措施。1993年省一级地方人大换届，北京、江苏等多个省份开始编制五年立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