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7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的再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教学札记

70年代初期,中国对西方的外交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其关键是中国与多年的政治对手美国的关系有了历史性突破。面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威胁,毛泽东审时度势,抓住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机遇,实行联美抗苏的新国际战略。由于文革时期的错误路线影响,中国未能充分利用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改善这个有利条件,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错过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它的战略安全息息相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的外交工作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角度看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与经济建设的发展

内政与外交是彼此关联、息息相关的。我国建国后外交分别有"一边倒"、"两条线"、"一条线"和不结盟、开放的四个外交时期,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三点经验与启示,即: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与外交三者的关系;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开展外交工作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必须正确处理好内政外交的辩证关系,促进对外战略与国内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六十年

为总结建国60年来的中国外交经验,本文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主要包括: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无偿经济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主要包括: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但是"千万不要当头";不搞划线外交,致力于同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单边经济援助转向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关系;履行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     

美国外交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

美国正处于其独立以来国运兴衰的十字路口,它既可能就此进入霸权衰落的长期通道,也可能扭转态势实现霸权重振。为实现再度称霸,维持已延续二百余年的国运上升态势,奥巴马政府已对其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尚不明朗且表现出诸多与奥巴马政府的区别性特征,但其宗旨仍是"让美国再度伟大"。鉴于美国缺乏管理霸权衰落的历史经验,其外交战略调整涉及多个方面,既有管理物质性霸权衰落的现实主义战略,也有护持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的理想主义战略,更有预防中国崛起的冒险主义战略。如果说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调整兼具三个方面,特朗普政府则侧重第一和第三方面。尽管如此,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共同假设是美国物质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对大战略的战略节约、战略集中要求。为应对美国这一可能持续较长时期的外交战略调整,特别是妥善处理由此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中国应推动中美关系保障机制建设,包括短期的危机预警与管理机制,中期的合作关系早期收获计划,长期的中美人文交流、战略互信机制建设,等等。     

外交妥协的艺术

外交"艺术"通常不是官僚系统的产物,当不时"求诸野"。而民间智慧五花八门,是否能宽容"天真、危险"的新思维,决定了"外交艺术"的想象空间。一份预定1月5日由五角大楼公布的美军战略利益评估报告,建议白宫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改采"1+"战略,即全力投入一场战争,同时干扰潜在的敌人。批评者说,这也许会诱使野心国家在美国卷入一场战争时,挑起另一场战乱。其实,财政困窘下能屈能伸是美国战略界的传统,明智的妥协比死撑面子更利于美国恢复生机。尼克松与中国媾和,从越南战场撤军,成全了北越,也撑大了苏联的胃口,最终让阿富汗战场埋葬了苏联帝国。     

卡斯特罗的外交战略思想探析

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小国,且在美国后院,遭受了美国半个多世纪对其封锁、孤立甚至扼杀的政策。卡斯特罗为保持古巴的安全、独立、主权与发展,顽强地与美国进行抗争,积极争取苏联、广大亚非拉国家及国际社会的援助与支持,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卡斯特罗的外交战略思想带有浓厚的卡斯特罗风格和古巴特色,成功打破"地理宿命论"的神话,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和参考价值。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对美外交中形成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成为新世纪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两国共同利益扩大,分歧与矛盾增多,中国对美外交思想顺应这些变化做出相应调整。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是新世纪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目标。为此中方主张坚持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方向,相互尊重恪守诺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及相互尊重国家核心利益。在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具体主张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加强两国战略互信,明确两国关系定位和管理控制两国分歧。这些目标、思路和主张形成一个完整的对美外交思想框架。中美关系的未来依然面临很多挑战,中国对美外交思想需要与时俱进,从而构建更加成熟的面向21世纪的新型中美大国关系。     

中亚:中国周边外交新轴心

<正>支撑中国"西进"战略的"中亚+俄罗斯"双轴心,可以与"东固"战略的双轴心"东盟+美国"呼应,为中国的大周边外交提供一个基本的战略框架。2013年下半年,学术界提出的中国外交"西进"战略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它不仅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外部延伸,也体现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有所作为、更趋进取的外交风格。和中国的中亚政策、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新政一起,"西进"战略宣告了中国外交未来一个阶段的政策重心,即以中亚为核心,辐射南亚、独联体、中东的"大周边外交"。在这一战略中,哈     

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周边外交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不断增强,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压力向中国周边地区传导,使得中国开展周边外交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但在此较为不利的环境下,得益于中国采取稳定、一致和可靠的对外政策,以及在抵御美国极限施压上展现出坚定的态度和较强的应对能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认同和战略信心有所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实现普遍加强和改善,周边热点问题也得到较为有效管控。中国需要继续保持战略耐心与战略克制,塑造周边国家对中国行为方式的稳定预期,提升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一、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对第三世界外交的基本态势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苏联对第三世界究竟采取了什么方针政策,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学者中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近年来苏联"对第三世界采取了收缩方针",并认为"当前苏联对第三世界采取的战略收缩态势在短期内无力改变"。另一位学者却认为,直至1987年,苏联在军事方面,仍在亚洲、近东、非洲之角及黑非洲"保留着主要据点";在外交及商业方面,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相互联系还是很紧密的"。笔者认为,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少数地区确实采取了"收缩"的方针,但对亚非拉的广大地区基本上维持了以前的状态,而在其中的一部分地区甚至加强了外交攻势。     

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近期美国国内展开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中美关系成为中美战略界的热点话题。迫于近年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奥巴马政府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调整,并形成了以"制衡中国崛起"为核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巧实力"和"多伙伴"政策为重心的"再平衡"不断强化亚太地区伙伴与盟友,意图以"借力打力"的手段实现"低成本霸权"。甚至外延扩展至"全球再平衡",强化美古复交和对越外交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外交行动。在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的同时,加强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越南等国的关系,其中用意不言而喻;而借美古复交缓和了与拉美世界的关系。奥氏总统任期将尽,急欲青史留名,以极大的"战略耐心和克制力",推动落实了伊核框架协议。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如何看待上述美外交行动,本刊特别约请专家撰文,以做梳理。敬请读者参考借鉴。     

浅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及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思想,兼具"使命意识"、"时代精神"、"创新思维"和"战略意识"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得以形成,并对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动力和行动指引,充分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促进新型外交格局的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在坚持中国特色大国自信和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权益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化以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为目标的全方位外交格局,确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努力维护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价值观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指引下,中国外交已经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班一年来,在外交战略方面以延续和继承为主;同时,结合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国际形势面临重大挑战及国内外政府集中换届等内外形势发展,新领导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特点鲜明和内涵丰富的调整,如细化战略定位,更新战略思维,坚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主动、运筹战略布局和发展战略理论等。展望未来10年,中国外交战略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大理论创新力度和提高执行能力,对中国外交的指导将更加进取、务实和有效,并在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中继续发展。中国外交战略需要更加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视野和思路,做到基于实践探索的战略建设,进一步调整战略目标、建构战略合作网络,深化战略理论研究。中国外交战略更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互动,使中国外交战略同中国的大战略更加紧密地结合,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国内支持基础。最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学界要有充分和紧迫的历史使命感,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中努力建构和发展中国的战略学,并以此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从策略性介入到战略性部署——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新动向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不断调整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与策略,正逐渐从早期策略性介入南海问题的大周边外交向更侧重战略性部署的印太战略转变。大周边外交强化了印度与南海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特别是直接介入南海地区油气合作。但大周边外交可能导致重大的消极战略后果,特别是其蕴含的制衡中国倾向。因此,在南海争端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印度逐渐转向更具战略性和更为宏观的印太概念,将南海问题纳入更大的印太战略中,进而不仅可实现在南海地区的战略性部署,也可通过某种政策模糊性实现左右逢源。尽管值得高度警惕,但考虑到南海问题在印度整体战略中的优先度不高,因此其未来介入南海问题的手法可能仍以政策模糊性和争取左右逢源为主要特征,中国需要抓住中印关系的主要矛盾,将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程度、范围和后果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     

对冷战后中国外交新战略的思考

冷战后的中国外交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中国外交制定了哪些新战略?怎样看待每一种新战略?理论界议论纷纷,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笔者以为,中国在冷战后陆续制定了韬光养晦、国际新秩序、多极化、战略伙伴、国际参与等外交战略,在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体现了新时期符合时代要求的总体战略思路,成绩卓著,应该予以肯定。 一、韬光养晦战略 韬光养晦战略是世界历史大变动时期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应变性战略,是冷战后中国外交的一种积极防御措施。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范     

大变局下印度外交战略:目标定位与调整方向

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切身感受和独到观察.在印度政策界和战略界看来,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极化是必然趋势,中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战略竞争博弈阶段,大变局下的机遇要远远多于挑战.为此,印度深度调整外交战略,摒弃部分传统外交思维和原则,锚定领导型大国的国家定位,追求带有"印度印记"的国际秩序,构建具有"亲西方"倾向的大国关系,并维护地区"门罗主义",以实现"新印度"愿景.印度的这一外交战略调整将给国际格局及中印关系带来复杂影响.     

和平发展和构建和谐世界思想与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创新

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两大思想是中国当前外交战略的基本内容。两大思想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它们不仅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且更具有创新意义。其主要体现为:屏弃意识形态痕迹,提出以和平、合作、和谐为核心的外交战略新理念;在全球化趋势发展背景下,提出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新指导思想;正确认识时代潮流发展,在外交战略中注入了"合作"新要素;体现了具体外交政策和外交目标的统一。     

毛泽东外交战略的国内根源——官僚政治与群众路线的两难选择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其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同时也为今天的中国外交留下了很多启示与教训。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趋密切,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回顾老一辈革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经验,对我们理解今天中国外交的国内国际基础,及其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主要是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国内经验中存在的官僚政治与群众运动的两难选择,来分析各个时期两者关系是如何影响毛泽东的外交战略的。希望本文能够为围绕毛泽东外交战略中的得与失的争议,提供一个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结合的新视角。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欧关系的变化、动因及影响

特朗普执政后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调整对外战略,对美欧关系造成巨大冲击。美国在贸易、安全、外交等各领域背离对欧政策传统,不顾欧洲利益、不听欧洲劝说、不屑与欧洲协调,对欧洲国家外交政策形成挑战。面对这一形势,欧洲已掀起一轮关于美欧关系前景的大辩论,跨大西洋主义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同时,欧洲对美"双重切割"政策初步成型。这一轮美欧关系变动是历史和现实政治作用的结果,是以杰克逊主义为底色的"特朗普主义"主导下的外交政策调整,是冷战后美欧世界观、权力观渐行渐远的结果,也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欧洲对美战略价值下降的表现。此轮关系调整涉及美欧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分歧,触及美欧关系底线,影响深远。美欧关系的不确定性也给正处在十字路口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更多挑战。美欧关系的变动将加剧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在继续积极引导美国、稳固中美关系的同时,中国应对欧洲外交的两面性和灵活性保持清醒认识,在当前国际秩序面临压力的背景下,继续做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改良者。     

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观——毛泽东时期中国准联盟外交战略探析

本文基于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考察了毛泽东时期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合作模式——准联盟外交。受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国家利益、安全威胁认知及美苏对抗态势的共同影响,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旨在获取外部战略资源,可大致分为与亚欧中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与民族独立国家的准联盟外交和与西方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三个阶段。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中国开展准联盟外交的主要手段,首脑外交是辅助手段。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巩固了新中国政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由于其忽视合作机制的作用,当中国和准盟友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时,准联盟外交往往随领导人意志的变化而出现波动并最终走向消亡。另外,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威胁与利益的判断常常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且过于强调经济援助而不是互利合作,导致建立在经济援助之上的准联盟外交所获取的战略收益常被支付的高额援助所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