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双轨制政策的效力分析

政策效力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双轨或多轨政策并存是中国政策效力的特点,这是由中国的渐进决策模式决定的。鉴于政策双轨制存在的问题,双轨政策要走上并轨,并轨只是政策效力终结的一种普遍形式,还存在其他形式。政策效力终止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向度的考察

环境问题、环境治理和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政治上的动因,也需要考虑政治因素。这之中所蕴涵的逻辑关系就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向度上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政策能力、环境监管能力、环境正义维护能力和环境制度创新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青年政策网络结构与特征研究

青年政策涉及多部门联合行动,分析中国青年政策可以利用政策网络的视角和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中国青年政策网络是从中观层面分析中国青年政策制定的组织间关系,以共青团中央参与制定的209项青年政策中的83个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青年政策网络的整体密度偏低,嵌入这一网络的机构较多,但政策议题分散,集中合作不够,稳定的政策共同体尚未形成;共青团中央占据整个网络的中心地位,在协调其他政策主体中发挥重要作用;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策协作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学校共青团的重要地位;中国青年政策网络中的一些高频参与者具有相对较低的中介性,呈现出"被动参与"的特征;中国青年政策网络的历史演化反映出青年政策侧重点实现了从政治动员到权益维护再到系统整合(顶层设计)的转变。面向未来,需要从形成成员相对稳定的青年政策网络、扩大青年政策制定的社会资本、构建省级青年政策网络和省际青年政策网络、注重对青年政策网络的管理等角度完善中国青年政策网络,凝聚起青年政策的机构合力、社会合力、央地合力和整体合力。     

政策环境、政策课题与政策试验方式选择——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中国政策试验方式具有多样性,其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取决于其是否与政策环境相适合,是否适应政策课题的需要。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试验方式与以往的政策试验方式存在多方面的区别,充分体现了政策环境和政策课题的重大变化。在新的政策试验方式下,形成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推进动力机制,为其他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提供了可以复制和推广的制度性经验,而且为完善和转变改革方式提供了有益的新思路。     

欧盟区域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中国区域政策未来方向

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由于其制定与实施了比较规范、完善的区域政策,较好地处理了内部成员国之间与区域之间存在的差距。从区域管理机构设置、区域政策作用对象以及区域政策基金工具三个方面分析欧盟东扩前的区域政策经验,对照欧盟经验分析中国区域政策的主要缺陷,就会发现,要完善中国区域政策,关键是要完善中国的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主要包括处理好"谁管"与"管谁"两个基本制度问题,并完善区域政策基金工具及政策实施与评价程序。     

论公平与效率互补关系

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并非“拼图式”而是“车轮式”。我们分别将二者具体化为社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中国当下的转型背景下,社会政策和竞争政策将在其“保护功能”上互补:竞争政策通过保护竞争,间接地为中国本土企业发展其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提供空间,这在长期将有利于效率的增长;社会政策保护的是受到市场侵害的社会,关照的是社会公平。只有两种保护相互补充,中国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才不会偏航。     

房价！房价！（下篇）——中国房地产专家学者观点大碰撞

本刊上期《房价!房价!(上篇)》摘登了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秘书长陈炎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乌日图等14位同志在“2006中国房地产政策专家高峰会”上的精辟发言。本期继续刊发与会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尹中立、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培森等五位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     

中国的富人为什么远离慈善事业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财富榜上出现了一大批富人。然而,在中国慈善榜上却没有相应地看到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富人远离慈善事业,应从观念和道德、政策和法律、管理和体制等方面去探究其中原委。     

政策试验的国家治理定位与研究述评

作为一种中国式的国家治理技艺,政策试验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环节与常态工具。当前研究聚焦探讨了政策试验的内涵、类型、特征与过程,但对政策试验的理由性、证成性思考和缺陷困境的察识相对缺乏甚至是缺失,及时找回理由与困境这两个中国政策试验研究缺失的视角有助于从价值判断上树立起对政策试验的认可,也有利于拔升政策试验的质量与水准从而助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     

新时代中国生育政策迭代研究——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的分析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切实可行的生育政策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大重要举措。在厘清新时代中国生育政策的逻辑走向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倡议联盟框架揭示并解释由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三孩政策迭代变迁的过程,从而助推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升级。研究发现,生育政策迭代变迁是政策子系统、外部事件、相对稳定变量、政策学习、信念体系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深层内核信念是促进生育政策稳定迭代变迁的根本原因,政策学习是引发生育政策迭代变迁的重要机制,外部事件为生育政策迭代变迁提供直接动力。此外,印证倡议政策联盟分析中国公共政策问题适切性的同时,也需要对框架体系适当修正,构建本土化的倡议联盟框架,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话语体系。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重新审视

随着改革开放30余年来社会结构变革引发的利益调整,中国从经济政策时代进入到社会政策时代,因而建立与和谐社会目标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由于强调社会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并试图以此为核心建立当代中国的社会政策体系。本文从其基本内涵出发,分析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中国并非是一种全新的理论与实践,而且其理论和国内外实践中表现出的局限性也不足以应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社会政策课题。为此,本文提出贯彻综合社会政策的投资性与维持性的新发展主义政策取向,坚持社会正义的原则,确保更大比例的社会投入,实现社会福利的科学和可持续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各个阶层。     

政策试点研究的进展、盲区及若干探讨

政策试点彰显了我国千年治理智慧和经验，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制度资源。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政策试点频繁运用于国家各项改革和重大政策实践，深刻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助推“中国之制”向“中国之治”转变。当前，政策试点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探寻“中国之治”的重要切口。对此，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形成了见仁见智的学术成果。本文对现有研究进展作了系统梳理，指出研究局限与不足，并对有关议题进行讨论。本文认为，政策试点关键在于“先行先试”，本质上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实践过程。下一步，深刻把握试点的本质特征，系统深入研究我国政策试点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基准、拓宽理论视角、延展研究议题、回应重大改革实践需求。     

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我国的社会政策构建

发展型社会政策将发展议题与社会政策话语连接起来,强调发展的社会性和社会政策的发展性,蕴涵着许多积极的政策理念,如社会投资、多元主体的合作行动、积极的自由主张、上游干预等,这些无疑给转型中的我国社会政策重建带来积极的启示。构建中国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和谐发展"理念作为核心价值,在发展的语境下建构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和家庭政策等。     

两税并轨：走向成熟与规范

政策背景：企业所得税法5月16日上午在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获得高票通过，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税法将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倒逼与深化：中共农村经济政策选择变迁的历史分析

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经济变迁过程中的政策取舍尽管充满曲折、出现过某些悲剧性事件,但基本遵循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路径方式。在政策的重要转折关头,党和政府采取了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倒逼＂农村经济政策择取的策略,以使农村经济服从核心目标;而农村经济政策一旦选定,又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在政策的推行上持续深化发展下去。农村经济政策的择取,显然受制于中国工业化或自我重塑过程中的资源转移和矛盾转嫁,具有中国经济现代化特色特征。     

“单独二孩”政策:时代的呼唤——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是过去十几年以来对计划生育政策重大的、战略性的调整,更是时代发展使然,它符合现阶段国情,并顺应了民意。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翟振武,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并参与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有独到的见解。翟振武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可在一定程度上有     

不同偏好特征对中国女性政策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问卷法对3152名中国女性进行调查,探讨不同偏好特征对其政策参与的影响作用。在控制相关背景变量后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在实际政策参与行为方面,中国女性的政策参与受到其政策依赖偏好和政策信息获取途径偏好两个特征的影响。(2)在政策参与态度方面,中国女性的政策参与满意度水平受到其政策执行过程的服从偏好和政策建议去向偏好两个特征的影响;同时,政策建议去向偏好还对其政策参与意愿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加入WTO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

加入世贸以后,中国原本存在的政策制定系统方面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如政策对象、政策风险、政策成本、政策制定系统的设置、人员素质和观念等。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加大投入,提高政策制定人员的素质,优化政策制定机构的设置,提高政策制定系统的整体能力;同时,也要下大力气去优化政策环境。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模式的制度创新与战略转型

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人口问题、婚姻家庭和计划生育工作同样处于前所未有的结构转型时期。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妥善解决人口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人口问题已成为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人口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议题。本文运用公共政策评价的方法,首次全面评估、分析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计划生育政策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传统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存在诸多理念性、结构性、体制性缺陷,直接或间接导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严重的社会后果或新型的社会问题。从社会现代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看,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战略转型迫在眉睫。笔者从传统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经验教训、世界人口变迁普遍规律和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提出重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框架的战略目标.首次提出宏观的"以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为基础"(social policy-based)的新型人口政策框架,以取代传统微观的"以计划生育为基础"(family plannjng-based)的人口政策,为改善国民生活质量和提高全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奠定制度化基础,旨在用现代制度安排与政策框架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话

当地时间2月5日下午，第46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在德国慕尼黑开幕。作为首位参加这一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部长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演讲和精彩答问，吸引了各方的关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主席伊申格尔说，杨洁篪的出席，“对会议本身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当今世界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能真正讨论德国乃至欧洲的安全政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