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共信息服务功能的政务微信建设探究——以“武汉发布”政务微信号为例

政务微信是我国政府推行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方式之一,微信具有的便捷性、易操作性、互动性等特征使其成为政府有效履行公共信息服务职能的媒介。在分析"武汉发布"政务微信号在公共信息服务功能方面的基本情况上,探讨完善政务微信号公共信息服务功能建设的新途径:深度挖掘信息,拓宽信息推送的渠道;完善回应机制,增强社会影响力。     

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然性、存在问题与优化路径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政府改革和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作为联系"互联网+政务服务"顶层设计与落实工作的桥梁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的应然性表现为:以人为本与协同创新的理念导向,体制完善与流程再造的主要内容,服务升级与体验优化的成果评价。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在线政务服务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数据基础层面存在数字孤岛困境,平台应用层面存在管理低效问题,信息决策层面支撑力度不足,整体建设过程协同创新动力缺失。为此,可通过以下四个策略推动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促进共建共享的数据互通,强化平台应用的规范管理,提升信息支撑决策的应用深度,促进治理视角下的协同创新。     

服务型政府政务公开机制的建构

政务公开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推进政务公开工作需要加紧构建运行机制.要积极构建政务公开法律法规保障机制、政务信息优先公开机制、行政权力阳光运行机制、政府决策参与回应机制、政务公开工作推进机制,在机制的建构和运行中实现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机关作风、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等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多重目标.     

激励制度、问责约束与地方治理转型

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地方分权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正向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负向问责约束松弛,导致地方治理存在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等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及质量,提升地方治理的回应性和公平性,关键在于加强责任政府的制度建设,强化自下而上及横向的问责约束。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政府管制

信息披露是提升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管制则能保证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充分与有效。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信息披露管制的法律规范、直接披露相关信息、分析与评价信息披露质量、惩罚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等路径来加强管制。当然,政府管制也可能产生效果不理想、增加非营利组织运行成本、信息"生产过剩"以及挫伤非营利组织披露更多信息的积极性等问题。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政府管制

信息披露是提升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管制则能保证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充分与有效.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信息披露管制的法律规范、直接披露相关信息、分析与评价信息披露质量、惩罚信息披露违規行为等路径来加强管制.当然,政府管制也可能产生效果不理想、增加非营利组织运行成本、信息"生产过剩"以及挫伤非营利组织披露更多信息的积极性等问题.     

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诸如:重官意,轻民意、重副职处罚,轻正职问责、重执行不力,轻决策失误、重行政问责,轻民主问责;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等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认识存在偏差,问责心理欠佳、法律规定缺位,难以依法问责、体制权责不清,造成问责困难、制度机制不全,影响科学问责、信息公开不够,影响公众知情等。为此,我们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社会公众众对政府及行政人员责任的追究机制;政府责任划分明确化;完善问责法制和程序;建立责任评估体系;实行信息公开,建立公众投诉体系;加大监督力度,构建立体监督网络;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与提升政府的"信任"社会资本存量;对无为问责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推进行政问责的几点思考

我国在推进行政问责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问责效果。推进行政问责,必须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推进政府绩效评估科学化,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提高问责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做好政府回应工作,提高政府应对公众众诉求的回应力。     

我国公共部门社会问责制研究——公民参与理念在行政问责领域的引入

实现良政治理,建设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问责作为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具有相对于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的独特优势。更重要的是社会问责具有建构前瞻性公共行政、提高社会自我治理水平、推动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积极功能。但由于当前我国社会问责机制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限制了社会问责的发展,抑制了社会问责的功效。要促进我国社会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完善公民的权利保障,加强对问责者的激励,提高公民问责的技巧和能力。     

数字政府环境下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研究

在数字政府环境下,政务服务数据的流通与共享,能够有效促进政务服务的业务重组与流程再造,打造政务服务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然而,电子政务建设探索期"缺规划少标准""重建设轻运维""重硬件轻软件""重宣传轻落实"等共性问题造成的数据孤岛、数据烟囱等现象,导致数据利用不充分、数据共享不全面,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现状难以满足"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实践需求。要实现政务服务数据的共享,促进政务服务效率与质量的提升,就需要发挥政策优势,以标准化为切入点,逐步应用并完善云端共享平台,深度融合机制与技术的创新,保障配套资源支撑,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政务服务数据的共享。     

“全响应”政府回应机制：基于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的经验分析

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阻碍政策执行以及政府有效回应社会的重要因素。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自2019年正式运行以来,有效提升了全市范围内各级政府的回应能力。12345市民服务热线构建了信息发现机制、信息下达机制、信息上传机制、压力感知机制,在四个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对市民诉求实现了近乎"全响应"的回应效果。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热线联动社会力量,在行政执行系统外部搭建信息循环机制,形成"政策执行靠内部、信息发现和回馈两端靠社会"的信息闭环机制,有效地破解了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高校领导干部问责机制构建的几大现实问题

高校权力是一种准公共权力,权力决策权由高校领导干部掌握。与政府公权力一样,高校领导干部在施用权力时,同样有权力腐败的可能。推行高校领导干部问责机制,既是契合高校权力合法性与合理性价值追问的有效举措,也是防止高校领导干部权力滥用的"制度笼子"。基于高校权力运作现实,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领导干部问责机制,需要着力解决好问责主体、问责清单、问责渠道、问责信息、问责回应等方面的问题。     

论行政领导非职业化趋势

现代政府要进行机制创新,必须选拔"双高"人才进入领导岗位,扩大政务类行政领导非职业化比重,推行双重任职资格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来构建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活力。     

行政问责制下的官员复出机制刍议

随着我国行政问责实践的逐步深入以及信息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近几年出现了许多"下马"官员"闪电"复出"、神秘"复出"、违规"复出的现象后,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从五方面完善复出机制:明晰问责的标准和尺度;加强行政伦理和官风建设;建立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法律体系;建立官员复出回应机制;建立官员复出评估和跟踪监督机制。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从不平衡低水平向一体化智慧政务发展 ——以36座典型城市为例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迅速,电子政务已成为提升公共服务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和引擎。全国36座典型城市电子政务实践证明,我国电子政务已经取得的成绩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升级、移动政务服务平台发展迅速、政务服务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等三个方面比较突出。与此同时,也存在政务服务软硬件供给水平有差距、社会公众深度参与不足、电子政务向智慧政务转型面临挑战等方面的问题。应通过以下三个策略优化电子政务发展,从而持续提升我国政务服务水平:统筹推进,打造一体化智慧政务发展新格局;优化管理,持续提升政务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完善服务,提升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公众参与行为及效果——基于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案例的研究

为了探析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中公众的参与性及其与公共部门间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的沟通效率,选取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为案例,以其2013年公开的134610项公众参与记录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众参与的行为特征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对话效果。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大多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被动诉求,参与层次较低,虽然公共部门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率较高,但回应质量却可能因缺乏足够的监督而无法得到保证,公众与公共部门间的对话关系尚未得到有效的发挥,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的沟通功能未得充分挖掘。研究归纳了城市公共服务中公众与公共部门间的三种对话关系,并提出基于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推进公众与公共部门间形成"理想对话关系"的对策建议,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的建设。     

论天津市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

作为政府创新的信息化模式，电子政务的出现和实施有效促进了政务流程的重新建构，加强了政府的勤政廉政建设。天津市率先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服务机制，从而推动了政府管理创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论电子治理的内涵、价值与绩效实现

电子治理是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建构运转有序、信息通畅、各行为主体及社会资源相互影响并共同促进而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多层次治理形态。其特征是:远见卓识的治理理念,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整体快捷的治理方式,网络开放的治理结构,动态演进的治理过程,多层融合的治理形态。电子治理战略实施的价值目标在于,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影响政府和社会,实现"政府再造"、"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及"社会进步发展"、"公众参与","政府与社会关系改善",最终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达成"善治"目标。电子治理对于政府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增进政务透明、强化政府责任、增强政府回应、提升政府效能";电子治理对于社会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进步、改进公民参与、保障公民权利"。其绩效参考模型体现了信息技术手段对于政府以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