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思考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有联系有区别,法治文化以法律文化为基础,是一种现代理性的法律文化,受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系统部署,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落实法治措施,这将在制度层面、机构和平台、观念和理念、活动和行为等四个层面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国历史上比较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法治实践中培育和强化人们的法治观念。     

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正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这一要求表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和持久性功效。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特征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党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追求和理性升华,既包括国家法治理念、法治原则、法治精神、法治价值、法治思想、法治理论等精神文明成果,又涵纳宪法等制度     

西柏坡时期法治精神的当代价值

正作为法治的价值核心和法治各环节的融贯灵魂,法治精神不仅是建制的理性基础,也是实施的科学指南、时事的应变法宝。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个地方政权——华北人民政府的法治实践,为中国法治政府的构建积累了经验,也全面开启了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征程。从立法到行政再到司法,西柏坡时期法治建设不仅为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提供了法律基础,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雏形,其所蕴含的法治精神,更是党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社会主义法治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正>法治既表现为法律规范和法律实践,也表现为价值理念。作为法律规范,法治是公民意志的集中反映,是引领和规范社会生活的准绳,是国家根据社会性质、政治体制与历史文化作出的制度安排。作为法律实践,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是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叠加而成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法律规范与法律实践的背后,支撑、引导它们的则是价值理念。法治理念清晰,制度安排才合理;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法治才能真正得到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主     

罗马法的理性精神对当代中国的启发意义

罗马法流传至令仍不减其影响,在于其蕴涵的罗马法精神。罗马法的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法律制度的高度抽象概括;法典化倾向;重视法学家的作用。罗马法的理性精神迄今仍有借鉴意义。研究罗马法,深刻领会其理性精神,用以促进我国法典的制定。另外还要注意罗马法理性精神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发意义,以加速我国迅速向真正法治国家的转变。     

罗马法的理性精神对当代中国的启发意义

罗马法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在于其蕴涵的罗马法精神.罗马法的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法律制度的高度抽象概括;法典化倾向;重视法学家的作用.罗马法的理性精神迄今仍有借鉴意义.研究罗马法,深刻领会其理性精神,用以促进我国法典的制定.另外还要注意罗马法理性精神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发意义,以加速我国迅速向真正法治国家的转变.     

十七大报告中的法律元素

陈耿、傅迭林在1月1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十七大报告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也是一篇闪耀着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纲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法律元素，成为指引未来中国法治发展的重要航标。元素之一：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意识领域内对法治的一种自觉认同并产生信仰的状态。是一个融人权、民主、公正、理性、和谐等诸多精神内涵的统一体，它是现代法治的内在驱动力。以往，我们建设法治强调更多的是外在制度的框架结构，而缺乏精神层面的内涵建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这一命题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容,具体可以分解为三部分:“中国特色”表明了法律文化的民族性。它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法治实践所决定的。“社会主义”表征了法律文化的本质属性和发展方向。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发展,当代中国所要建立的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这是由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     

"祛魅"时代的法律信仰

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日益世俗化和理性化。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一个日渐“祛魅”的社会。在这样的理性化的社会中,法律信仰的基础何在?作为人的信仰体系的构成部分,法律信仰源于人对其自身的信仰。它的价值在于确证了人类对正义和秩序的追求和向往,从而构成整个社会生活终极意义的一部分;法律信仰也表征了法律作为人类的造物能够有效保障人类实现正义和秩序的价值理想,从而使人类从对神的信仰转向对人的信仰,实质上体现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意蕴,对于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来说,建立人们对法律的神圣体验与对人生终极目的与意义的献身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通过合作的法治行政——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重构

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现代与后现代、自由主义与后自由主义共存这一"时间丛集"和"时代交错"的现象是思考所有法律问题的前提。行政法治的形式与实质主义之下的法律都是单方意志的体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无法回应中国的法治实践。在国家推进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转向基于交往理性的合作行政法,由独白走向共识,方能破解合法性危机,为法治中国的全方位构建提供合作力量。     

法治精神·法律教育·法律人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法治精神所在，法治精神的缺失导致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困境。习俗与教化是培育法治精神的主要途径，法律教育对于培育法治精神更具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法律教育是跛足的，只注重法律知识的传授，却忽视法治精神的培育，导致培养出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缺乏应有的法律道德和法治精神。因此，必须对中国法律教育进行深刻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使其成为培育法律人的法治精神的摇篮。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法治文化,在概念上是指存在于国家和民族这一特定载体之上,由过去和现在的全体国民共同参与构建而形成的,表现一个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法治理念及法治实践的文化形态。在法治文化中,起核心作用,将法治文化疑聚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是法治的理念或价值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是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特别强调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总目标下的,表现新时代中国和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及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文化形态。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法治文化可以从党的领导、法律至上、汲取借鉴、良法善治、规则之治、公平正义、程序正当这几个关键词进行解读。     

论西方法治主义传统的借鉴价值

(一) 　　法治属于政治文明范畴,一般与人治对立.但二者的体制性区别,不在于是否有法律、法制,而在于是否遵循贯彻法治主义精神.从世界文明史说,法治主义的理性精神起源、发展于西方,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不断完善.笔者认为,西方是法治主义的先行与持续弘扬者,其法治主义思想应视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之一.本文试图探讨其可为我用的借鉴价值.……     

司法务必公正

司法公正是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灵魂和核心。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将公正认定为司法的基本价值之一,对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解,强调暴虐速亡,多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深刻阐释公正这一司法理念的现实意义,并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领域推崇一种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司法理念。     

美国的法律教化

法律教化的渗透力：
　　知识、价值、能力与积极公民
　　法律教化的目标就是使公民具有基本的法治素养、普遍的法治意识、对待法律的理性态度、参与法治的实践能力。     

法治唯有成国家信仰方能长存

法治化推进,将与中国全方位变革的力量联结,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都可能涉及。法治化,涵盖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司法体制以及整个权力体系,而在背后,更与国家的核心价值息息相关,堪称国家精神塔尖上的建设,将体现为国家的文明进程,变革与发展无不是系统而深刻的。在今天这个社会,一定程度上,仍然充斥着野蛮时代的法律认知模式,在一些人看来,法律不过是打击、压制的时尚包装,仍然有太多的恶习能有机会假借法的名义,“合法化”仍有各种虚假仪式,法治口号有各种套词,有些人言必称法治,却对法治一无所知。     

"程序正义"观念与中国的普法教育

"程序正义"作为一种理性的法律理念,在西方国家渊源颇深,对西方民众影响甚远,并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吸纳.在中国,程序正义的理念已经通过立法化、司法化逐步确立,但其被接受和认同的深度、广度还不够,因而面临着从官方话语回归于民众法律意识、即民众化的过程,这不仅是中国实现法治目标、与世界法律文化大潮相融而必须正视的一大问题,也应是中国继续实施"普法"规划中的重要内容.     

技术理性、政治理性和法律理性:政府绩效管理的理论取向

绩效管理既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制度。在我国政府绩效管理改革中,往往重视其作为管理技术的引进,并服务于控制型的人事管理体制;同时,学者也强调绩效管理对于上级政府获取合法性和实现政治目标的政治理性。这些都忽视了绩效管理在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中的法治价值,因而在绩效管理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存在忽视法律理性的问题。要在绩效管理领域贯彻法治意识,建设法治型的绩效管理,解决技术理性的"偏离"和政治理性的"异化"问题。     

法治理性的社会化与市场经济的兴起

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需要法制基础,更需要“法治”基础。在探讨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相关性时,应重视法治理性的维度。法治理性是市场经济模式发生与运行的重要化基础之一,它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前提和人道根基。在西方,法治理性的社会化是通过罗马法复兴运动和罗马法私法原则公法化来完成的。法治理性对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形成、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营造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西方古代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性精神探析

邓小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中,彰显了浓厚的哲学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中心的实践理性精神,以强调对话沟通、开放共生为要义的交往理性精神,以谋求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为重心的工具理性精神和高扬“以人为本”旗帜的价值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从根本上保障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面向事实、直面文本、超越创新、开放共通、求真务实、以人为本、高瞻远慕,从而达到其健康、良性、顺利的发展的目的；这种哲学理性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