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研究:对幸福的实证探索

西方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较早地对幸福问题进行了实证探索 ,而对幸福系统而深入的实证研究 ,则是社会学特别是心理学研究者发起的。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存在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着眼点不在于主观幸福感的形式 ,而在于这种形式所反映的内容。主观幸福感研究必须从引起幸福感体验的经验对象出发。     

城乡差异背景下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针对城乡差异背景下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分别对农村与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起到主导作用;经济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由此说明,在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需求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应考虑到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不同作用机制与共同变化趋势,在有针对性地进行二元社会精神文明创建的同时,兼顾城乡融合趋势,推动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中协同、可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证据

对于以关系取向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中国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在性别、年龄和城乡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构成性成分中，社会信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最明显，社会网络、邻里互动和朋友交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亦具有明显正向作用；对于不同群体而言，社会信任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而社会网络和邻里交往则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升男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邻里交往均对中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而朋友交往则对青年居民的影响更大；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邻里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显著高于城市居民，朋友交往则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研究为社会资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中国经验证据，体现了西方社会原有解释命题的有效性以及中国社会的普遍适用性，为国家和个人在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方面提供了参考。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分析与建议——以沈阳市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为健全社会老年人赡养体系,增加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指数,构建和谐社会,我们针对沈阳地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指数进行调查,并通过比较,分析出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各项因素,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外显和内隐自尊与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用自我报告和内隐联想测验法对210名高中生进行测试,探讨高中生的外显和内隐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高中生的外显自尊、内隐自尊和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且性别差异不显著;外显自尊可以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内隐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果不显著。     

重视主观幸福感研究，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青岛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我国全面进入建设更加富裕的社会主义小康时期，人们越来越多地重视生活质量的问题。由于主观幸福感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加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已经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主观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理想的（或非常满意的）存在状态。这种体验到的状态，反映的是人们是否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而存在，以及这个正常存在的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达到了何种程度与水平。它是反映人民精神满足水平的一个有效的指标体系。加强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对于把握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观条件和心理基础，…     

幸福感:生活质量研究的新视角

生活质量研究有经济、社会、心理三种视角。心理学视角评价生活质量使用的是主观幸福感概念。主观幸福感试图解释人们如何评价其生活状况,涉及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以及人们的积极情感。幸福感研究为现代生活质量评估提供了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指标,目的是促进人类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高职学生是社会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主观幸福感水平直接关系到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和能力发展,影响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本文从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出发,在分析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诸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培养策略,为高校开展学生教育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对促进学生生活质量提高和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不断提升广大群众幸福感

幸福感是个主观概念。心理指标．源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宏观角度看。幸福感与GDP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具体分析．幸福感取决于各族群众对生活满意度的主观感受．教育、就业、医疗。住房、收入、生存环境等都直接影响着城乡居民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加强领导干部自我教育的方法与路径

加强领导干部自我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的重要举措。新形势下,领导干部要从树立自我教育理念出发,通过激发自我教育需求、创新自我教育内容、丰富自我教育方法、完善自我教育机制和优化自我教育环境等渠道加强自我教育。     

青岛市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

对324名青岛市新市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1)青岛市新市民的总体幸福感水平低于普通城市居民;(2)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是影响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年龄对青岛新市民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影响;(4)婚姻状态对青岛新市民的心理健康和社会信心有显著影响;(5)不同居住状况对青岛新市民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不显著,但不同居住状态对其目标价值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的影响差异显著;(6)受教育程度在主观幸福感总分及知足充裕、人际适应、家庭氛围、心态平衡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上存在非常显著差异。     

提升我国农村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对策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虽然是一种主观情绪体验,但它受内外环境的影响,而这种内外环境究竟是如何影响教师的职业幸福感的,还需要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的心理机制。所以需要分析职业幸福感有关的理论模型。换句话说就是探寻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心理资源。幸福感的范围非常广泛,“职业幸福感是幸福感的一个子类,指人们在从事职业这种人类活动中的幸福体验”。     

安全感,幸福生活的保障

幸福感是人们的主观心理感受,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但安全感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如果生活在一个治安状况不好的社会中,人们的幸福感就会失去最起码的基础。只有在一个平安和谐的社会中,人们才能安居乐业,享受生活。     

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自我教育的动力机制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应然自我与实然自我之间的矛盾是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自我教育的根本动力,推动着教育对象自我教育的展开、进行和完成。自我教育动力机制包括动力激发、引导、保持和转化等过程,体现和达成自我教育的过程和目标。环境因素也是自我教育动力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教育氛围、教育平台、教育形式等三个方面优化自我教育环境。     

浅析青年农民工幸福感

青年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当今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劳动人民的主体,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的状况是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反映,对其身心健康发展有积极的作用。文章分析了青年农民工的特点、当前生活的现状,以及影响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如婚姻状况、户籍制度、文化生活等,并针对性地提出有效提高青年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途径。     

幸福指数:发展价值观的新境界

发展价值观,是关于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属性的根本观点.幸福指数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折射出发展观的不断变迁.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还须避免对幸福指数的错误倾向.     

当代大学生幸福观现状、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关于大学生的负面报道不绝如缕,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社会经济发展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学习条件改善了,大学生的幸福观却出现了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大学生的幸福感?高校应该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幸福教育?这一连串问号亟待我们作出回应。有鉴于此,我们于2014年10月在长江大学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试图了解当代大学生对幸福的认知及其主观幸福感,探究其特点,发现其中存在     

基层公务员建言行为论析

基层公务员建言行为是基层公务员具有建设性的改善工作现状的言语行为。建言行为的激发与引导有利于增强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影响因素包括公务员个体素质与能力、组织情境和领导行为等。鼓励性的领导模式、激励性的组织氛围以及公务员个体素质与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增强公务员的个体效能感、主观幸福感,强化组织信任和心理安全感知,促进对存在问题形成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增强建言主动性,激发建言行为。     

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幸福感是人们对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被人们视为反映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幸福感有两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主要是人的衣、食、住、行,这是人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人获得幸福感的最基本前提。二是精神层面。幸福的感受通常是与愉快、安稳、舒适和满足等良好的内心体验和感受联系在一起的。     

婚姻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重点关注中国婚姻匹配结构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比"女高男低"的婚姻匹配结构,目前居于主流的"男高女低"模式更有利于夫妻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但这种作用却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即对已婚女性而言,在教育水平上高攀的婚姻更有利于她们幸福感的提升,而对于已婚男性而言,收入高于配偶则令他们更易获得较高的幸福感。此外,研究还特别关注了性别角色认同对上述关系的影响机理,并发现这一因素对丈夫群体和妻子群体都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