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平与战争状态问题——再谈“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之争

“民主和平论”是一个特别制造的命题，与美国的对外意识形态政治紧密相关。梳理“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与争论，可以发现诸多民主和平的事实只是特别制造的结果；但在这种经验事实层面展开反驳与再反驳，却只会陷入论证泥潭，民主和平依然可以作为或然命题存在。跳出泥潭的办法就是紧扣“战争状态”这一要点，检验民主国家是否加剧或者缓和了世界紧张局势，而不再纠缠于具体的战争。研究表明，号称关注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论”丝毫没有致力于解决作为世界和平关键的“战争状态”问题，相反，它为某种加剧世界战争局势的干涉与扩张行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借口。     

对“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的超越——罗伯特·达尔多元民主思想探究

罗伯特·达尔是美国现代著名政治学家，他通过对“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两种民主理论范式的批评建构了自己的多元民主理论。对其多元民主理论的思考不仅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其民主理论的内容，同时也使我们对民主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从鳕鱼战争看“民主和平论”的疏漏

“民主和平论”在冷战后影响日益增大，特别是在一些西方民主国家，甚至成为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虽然该理论的基本论点即民主国家的性质决定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或很少打仗，显得颇为雄辩和自得，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如公认的民主国家的定义问题和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好战的问题。除了揭批其理论本身的瑕疵，本文拟从一个罕见的现代民主国家之间军事冲突的例子——英国和冰岛之间的“鳕鱼战争”出发，通过论述民主和平论在此冲突中的失效，着重说明：如果没有其他体系因素的调节，民主因素不足以阻止冲突的发生，民主国家之间同样存在走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     

民主与“大民主”

以民主所包舍的四项基本规定来衡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大民主”完全背离了民主，它根本不是民主．而是反民主。     

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是如何认识和发展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原则一直是主张建立民主制，反对集中制；列宁早期创建“民主的集中制”，提出集中制必须建立在民主之上；在战争时期“民主的集中制”发展为极端集中制的党国一体制；战争结束和平开始时列宁提出党内民主初步设想。     

从“弱势民主”到“强势民主”——本杰明·巴伯的参与式民主理论评析

本杰明.巴伯所建构的强势民主理论,是回应自由主义的一种参与式民主理论。巴伯批判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民主为弱势民主,并未充分实践民主的实质,相反却使得政治生活远离了个人而走向了精英垄断。巴伯主张以扩大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为核心的强势民主,来弥补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巴伯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对当前中国的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扩大公民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民主参与,培养民主意识,提高民主能力,走渐进性的参与民主之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战略。     

“以人为本”的协商民主：当代广东民生民主实践

民生民主就是在为民办实事方面建立起以民主方式解决民生问题的工作机制。从“羊城论坛”到《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广东“民生民主”逐步实现其规范化和制度化。从社会学的变迁理论来看，广东“民生民主”的实践倚赖于外力的推动、民众自发的需要以及政府的引导和规范：自由、平等的参与，有效的对话与互动，政府官员自觉推动协商结果的落实是广东“民生民主”的运作机制。广东“民生民主”的发展，不仅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尤其是民生民主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模板，也为我国化解各种社会危机问题提供了一个样板机制。     

美国在伊拉克的“反叛乱”战略

2003年美国以武力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之后,伊拉克人的反美斗争与伊内部各派系间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伊拉克迅即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失序困境.为了实现自身战略利益,达到打造一个亲美、民主、稳定的伊拉克的政治目的,美国重新拾起“反叛乱”战略工具,希望在伊拉克赢得民心并有效地进行国家重建.为此美国在伊拉克实施了一系列“反叛乱”行动项目,包括在伊拉克战争后期的“增兵”战略.不过,由于伊拉克政治局势异常复杂,美国在界定“反叛乱”战略目标上过分树敌,以及美国战略决策层在伊拉克战争中主导性的低成本理念与“反叛乱”行动对资源和投入长期而极大的需求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美国在伊拉克“反叛乱”战略实施的长远成效较为有限.     

美国民主输出的困境——以美国在海地推广民主的实践为例

民主输出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美国此举主要受到实际利益和价值观念的驱使。但在现实中一些成功实践的背后却隐藏着更多的挫折和失败。对于视为后院的海地,美国多年来在此推广民主的努力换来的却是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民主不仅未能在海地真正扎根,而且逐步蜕变成一个空壳,美国的现实利益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受到侵蚀。从美国自身的角度出发,研究海地民主化过程中国内政局和社会演变对美国利益构成负面影响,美国民主输出的初衷与结果之间存在各种矛盾,美国民主输出自身难以避免其局限性。     

毛泽东“大民主”观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启示

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其中蕴涵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仍然有着长久的指导意义。“大民主”是毛泽东在晚年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民主理论，存在严重误区。考察“大民主”的思想及其实践，总结其得失，对探究其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有积极的启示。     

美国对华民主输出战略对中国经济主权安全的影响

以新自由主义非议中国特色经济民主,是新时期美国对华进行民主输出的战略手段之一.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经济发展理念,新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和私有制为基础的,从根源上来讲,美国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经济民主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所有制问题.居于当今国际经济体系核心地位、拥有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与主导权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侵犯中国对本国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威胁到中国经济主权安全.面对美国的民主输出,一方面,中国应超越“冷战思维”,避免中美走向对抗；另一方面,中国要坚持“渐进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并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之路.     

代议制视阈中的“参与制民主”：兴起、现状与前景

当今时代，“参与制民主”已经由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社会领域，而且扩散到全国、地方和企业三个层次。虽然“参与制民主”弥补了代议制民主的天然缺陷，体现了民主的精髓，但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过高估计它的价值；它也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主制度代替代议制民主，而只能作为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形式。把“参与制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形成一种半直接民主的新制度，可能是现代民主的未来发展趋势。     

程序民主：党内民主的突破口

党内民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是实体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统一。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是缺少制度保证的空中楼阁。因此程序民主在整个民主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在革命胜利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党内程序和制度建设，只重视实体民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建章立制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仍显不足。新时期加强党内程序民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浅论科学民主观的“科学”要义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首先要树立科学的民主观。树立科学民主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准确理解民主的制约本质是认识科学民主观要义的基础。科学民主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重要经验是统筹兼顾，基本思路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论协商民主在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过程中的作用

协商民主理论所体现的民主精神与发展我党党内民主的理念是一致的。协商民主与党内民主统一于公共理性、参与政治和民主的主体意识。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制度为发展党内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有效的民主形式。实施以协商民主为主要特色的我党统一战线，是形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的成功实践。加强协商民主，既是发展党内民主并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前提，也是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不可或缺的中介。     

抽样民主与代议民主的结合——一种新型的基层民主形式

对于泽国的预算民主，当地实践者和有关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解读，其共同之处是将其归于协商民主的旗下。但是，这种定性并不准确。从泽国预算民主的整个动作过程来看，它是起点的抽样民主与结果的代议民主的结合，是一种既不同于古典直接民主又有异于现代代议民主的基层民主创新，是在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之间开发出来的，两者兼而有之的新的民主形式，是将直接民主的“古典之源”与代议民主的“现代之本”的成功嫁接。     

以政协参与立法深化协商民主

政协参与立法是近年来地方政协尝试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协商民主不应是政治理想和方式，而且应当具有制度的保障。民主立法是政治民主的首要形式，理应体现协商民主的精神。各地政协尝试的参与立法实践，不仅深化了政协政治协商的内涵，而且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条件下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按照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的目标，在政协参与立法方面，要把政协参与立法明确为政协政治协商职能的重要内容。政协参与立法不是政协升格为两院制的手段，而是我国协商民主的应有之义。政协参与立法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还是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体现，与西方两院制下的立法有着本质的不同。推进政协参与立法，在政协参与立法中形成政协参与立法的制度规范，不仅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而且符合民主法治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公民社会下的美国民主

民主是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当我们谈论到民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今天,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对民主的要求也与日俱增,为了促进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建立在市民社会上的美国民主制度,认为我们应该效仿美国建立市民社会,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本文将对公民社会（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进而来研究当今美国民主制度的真实性与实效性,从而认清我国民主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     

美国民主输出的法律体系与对华民主输出法律支持机制

美国注重对外民主输出的法律保障。目前,美国的对外民主输出已经形成了定位明确、层阶清晰、衔接严密、体系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外民主输出法律体系内容主要涉及国际援助、公共外交、贸易禁运与输出管制、国家安全与预防恐怖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等五个领域,尤以国际援助、公共外交、反共主义法律体系最为完整、全面。法律在美国民主输出中主要有明确功能定位、规范流程与运行路径、信息公开与监督和加强国际合作四个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民主输出力度不断加大,涉华民主输出的法律内容几乎涵盖了中美冲突中的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及贸易禁运等所有重大问题。美国注重把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制定法律法规的核心制度理念,民主输出法律服务于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和对外政策。针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输出法律,为美国反对、演变共产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保障了民主输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民主与民主的条件——论民主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角色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试图构造一种纯粹“政治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批评者们认为，民主政治的过程与议题本身却在其中却被排除了，这使得“政治”自由主义的可能性成了疑问。本文力图证明，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目标不在民主的政治行动本身，而是寻求这种民主得以可能的条件。同时，它对这些条件的寻求乃是以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的方式进行的，通过这种方式，政治自由主义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的政治性质，同时又把民主政治与公共领域的力量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结果，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成了公共领域的产物，而不是其对立面。这一点体现了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闻的一个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