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公民参与: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以制度分析为视角

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维稳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但由于以往在维稳思路、维稳方式和维稳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从而导致维稳压力越来越大,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维稳结果是"越维越不稳"。因此,迫切需要对原有的维稳思路、维稳方式和维稳机制进行变革和调整,尤其是要把民众迅速扩大的参与愿望纳入到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轨道,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建立健全官民之间的政治沟通与合作治理机制,才是实现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     

维权是维稳的核心 维权才能维稳

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是执政党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重大课题。事实表明,当今中国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解决机制、利益维护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是维稳的核心,维权才能维稳。因为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     

孙春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

要着力抓好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以事要解决为目标,以维权促维稳,注重源头维稳、依法维稳,完善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健全群众权益维护机制,把大量社会矛盾有效化解在基层;要着力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保持对各种违法犯罪严打高压态势,完善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长效机制,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切实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建设路径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建设包含"一中心两配套"共三方面的内容:"一中心"指风险的专业技术评估工作;"两配套",一个指配套的组织领导机制、另一个指配套的利益沟通机制。基于此提出的三大建设策略为:第三方评估、"治理理论"和公众参与。进而揭示出"风评机制"实质上是以"维稳"为主轴,推动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推动第三部门这一类社会管理主体的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的有序良性发展。     

基层领导干部面临的维稳困境及破解良方

迫于“一票否决”的政绩考核指标的压力，基层领导干部往往采取高度依赖压力体制、强力堵压、运动式治理等方式进行维稳，从而使基层维稳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现实困境，．由此，积极探索破解基层维稳困境的良方显得尤为迫切。这些破解良方大致包括：以尊重民众利益诉求推进社会公平建设、以建构人性化的维稳新思维提高干群沟通能力、以充分发扬基层民主引导基层群众自治等方面。     

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源头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源头治理是确保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础,而社区正是社会治理的源头所在,其中社区社会组织应在源头治理中发挥利益诉求表达和情绪疏解、预警者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总体看,社区社会组织在源头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还远滞后于现实需要。因此,要从建立对接机制、动力机制等方面加强体系建构,并从扩展培育基地、开放服务空间、研发服务项目、加大扶持力度等方面加大培育力度,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在源头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     

网格化管理视域下的维稳模式研究

现代社会治理,要求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积极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依托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服务、数字化社区等建设平台,积极推进维稳机制创新,在服务群众、改善民生、掌握民情、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深入探讨网格化管理模式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分析如何在维稳创新工作中推行网格化管理,通过网格化管理弥补当前维稳存在的不足,着力构建更加完善的维稳长效机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两创两严”固本强基 “十个精准”强化破局

正黔南州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创建维稳信息网络、严格管控社会治安、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全国政法机关要履行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三大职责使命。"其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居于三大职责使命之首。为履行这一首要之责,黔南州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创建维稳信息网络、严格管控社会治     

新常态下贵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及治理机制探析

正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一项社会治理的制度创新,文章通过对近几年贵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现状进行概述,分析其在新常态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进而从创新体制机制、切实转变观念、注重源头治理、坚持依法治省、加强协同治理、强化运用大数据等方面提出优化贵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及治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群众路线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党的群众路线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法宝。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的社会治理面临转型矛盾多重叠加、维稳压力"绑架"地方政府、党政包揽替代多元协同等多种现实困境。要实现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瞄定群众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取向,以群众路线为根本方法,通过强化基本公共服务、重塑社会利益结构、推进参与性治理,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试论农村社会维稳的真实面相、主要问题与完善对策

乡村治理者在维稳中的自主空间小,服从性强,压力感大。农村常见的维稳有三类:常规性维稳、非常时期的预防性维稳以及重大纠纷中的维稳,但在这些场合中,尚未发现维稳者为了达到目的而随意压制民众利益表达,将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的情形;同时,由于受到上级和外界因素影响,维稳者常持有弱者心态。乡村维稳最主要的问题是治理者在维稳中刻意放弃适用法律,转而寻求有利于秩序控制和应对考核的其他手段,重在解决问题而非依法治理,重在维稳机制的硬件建设而非全面发展,另外,维稳也未能与依法治国的推进结合起来,为此应从多方面着手进行完善。     

维稳的理念与方式反思——以党的群众观为视角

稳定乃国之所望,民之所盼。群众观的异化导致维稳理念和方式的走偏,最终落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跳出怪圈就必须纠偏异化的群众观,牢固树立权为民所授、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群众观,以维权促维稳、共治助管治的方式,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规则,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政策缝隙、风险源与社会矛盾——以Y市出租车经营权出让为例

实现社会风险的稳定防范与化解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目标。为了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行,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与创新。社会稳定风险源与重大决策紧密相关,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根源。文章基于政策缝隙的视角,对Y市出租汽车车辆更新涉及经营权出让方案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说明在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方面,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存在偏差容易引发利益分配的不一致,这是导致社会矛盾的重要风险来源,也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中的关注重点。政府应当在公共政策的决策制定方面进一步周密完善,弥补政策偏差可能产生的风险。通过制定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范方案实现风险治理的源头化解决。     

我国地方政府维稳思路的异化及其矫正

社会矛盾纠纷是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基层政府的重大政治任务.采用运动式治理方式,追求刚性稳定目标,呈现非法治化倾向,是当前地方政府维稳思路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危机、政府信息公开不力与网络媒体的过分渲染、政绩考核功能的异化及公众的法律意识淡薄是形成这种异化思维的主要原因.培育法治思维、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形成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新格局、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是矫正当前维稳思路的长效机制.     

干部管理能力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会稳定工作,关键是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委主要领导要提高抓维稳工作的能力。要增强统筹能力,坚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社会管理,把维稳工作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来推动。要增强谋划能力,善于从基础性、根本性、源头性问题抓起,增强社会管理和维稳工作的系统性、基础性。     

“三治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正核心提示乡村是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环节。乡村治理的好坏不仅决定着乡村社会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也体现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结合",是我国新时代对乡村治理模式的重大理论创新。     

投资社会资本:地方政府维稳的应然选择

社会资本是地方政府维稳的重要资源,地方官民社会资本存量的高低直接构成了地方社会稳定程度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社会资本的总体发育还不够成熟,地方政府要切实做到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大力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加强对地方官民双方公共精神及法治理念的培育,并积极转变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完善维稳机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保障民众合法权益的切实实现.     

开发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民主功能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在实践中对社会矛盾进行源头治理的新创举,它是指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规划、重大项目建设、重大政策制定、重大改革等,决策前需要对可能存在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促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安排有效地发挥功能并使之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开发其民主功能。在公共决策过程中通过推进公民参与、转化公民立场来促进决策过程向透明、包容、公开、协商等方向发展。而公民参与体现在信息公开、在场、发出声音、同意等层次。维稳与维权、社会管理与民主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和积极的公民参与能够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诠释中国发展道路的"特色"意义。     

包容性发展理念下社会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

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格局重构,自然带来不同利益诉求的多元表达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对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多群体的基层社会矛盾,需要用包容性发展理念和思路妥善处理,化解社会基层矛盾,不断提升社会基层治理的公共服务能力,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沟通交流中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基层治理向着"善治"方向发展,从而保持社会基本稳定,促进社会科学发展,使社会基层治理机制更加科学与合理。     

维稳之困与公民社会之缺

目前我国维稳形势严峻的重要之因在于社会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的缺失,而公民社会是填补此缺失的重要载体。欲解维稳之困应着力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