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场域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技术嵌入与价值重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大数据背景下何以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以"场域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技术嵌入与价值重塑的视角归纳中国传统社会治理路径,即基于权力本位的"管控性治理路径"、基于服务本位的"回应性治理路径"与基于法律本位的"法制化治理路径",进一步对传统治理路径的局限性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目标趋利化和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无法应对社会治理的隐性风险及无法奏效隐性风险的社会治理。鉴于此,提出将技术嵌入到传统治理机制中,构建社会治理的技术路径,并重塑社会治理的人本、效率、主体和技术的价值取向,以期促进大数据场域中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涉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规治——基于昆明“3·01”事件的思考

涉恐突发事件在给现实社会造成危害的同时,也在网络空间形成了复杂的舆论场域。涉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政治敏感性、时间突发性、人群聚集性、群体极化易生性等特征和社会影响,其网络舆论场域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此类事件的网络舆情的引导需要综合治理思维。坚持政治主导性、治理话语、治理机制、引导策略、舆论生态相结合的治理策略,当是涉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规治的理性选择。     

全周期管理视角下社区发展治理创新路径研究——以成都市双流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也是支撑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和防范社会风险迸发的重要场域。全周期管理作为一种系统管理理念,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补齐社区治理体系短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以成都市双流区为例,在总结双流社区发展治理的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全周期管理视角下社区发展治理的创新路径:强化全周期管理顶层设计,加快补齐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公共安全防控短板;重点推进关键领域改革,有效提升社区发展治理效能;完善社区公共设施体系,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生活便利性;推进社区发展激励创新,增强社区内生发展动能;健全多元参与社区治理机制,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加快大数据技术创新和应用,建设立体联通的未来社区。     

破解治安治理实践困境的中观机制研究

治安治理作为治安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已形成了一系列基于"宏大叙事"理论的研究共识。但宏观研究囿于解释机制的缺陷,难以呈现实践情境中的复杂因果链条和微妙互动关系。治安治理的中观机制通过构建"行动-结构-场域"框架,弥合理论与实践的缝隙,提出组织围绕秩序目标形成治理结构,并在特定场域中开展治理行动。组织行动的内在动力源于治安意识,意识外化为行动影响结构,重塑治理场域;同时,组织的行动效力、治理能力也受科层、网络结构和治理场域的限制。中观机制下的治安治理研究借助具有洞察力的分析框架,重构现代治安模式,实现社会秩序化。     

综合治理视角下网络社会组织建设研究——以上海网络治理实践为例

从权威管理走向综合治理是我国网络治理的一个基本趋势。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下,网络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作用不可或缺。当前网络社会组织主要通过开展行业自律、制定行业规范和企业资质认定、搭建治理平台等方式参与治理,仍然面临角色冲突、自律机制不健全等内部困境和法律制度与机制不健全、治理职责不清、信息交流机制不健全等外部限制,实质上是网络社会治理场域的管理对象而非治理主体。为此,应当从网络社会组织、政府、法律三方面共同努力,提升网络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和渠道,使其真正成为网络综合治理的重要力量。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网络集体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对“网民反CNN事件”的分析

通过对"网民反CNN事件"的分析,不难发现网络集体行为在行为场域、动员方式、组织结构、互动过程和行为效果方面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并对现实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关注网络集体行为,就必须关注网络空间及其特性对传统社会行为的影响甚至是重塑和再造。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以青岛市市南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场域。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是新形势下的一项战略任务。青岛市市南区按照"五化"工作思路,下放社会治理权限,建立"两委一站"的基层治理结构,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平台,有效推进了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制度化解、场域融入、情感嵌入：嵌入理论视角下驻村工作队的实践逻辑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离不开驻村工作队。制度化解、场域融入与情感嵌入是驻村工作队取得帮扶效果的有效途径。具体而言,工作队通过将国家制度进行在地化化解、与村庄精英进行场域性适度融入及嵌入情感,将"宏观—中观—微观"的纵向运作逻辑转化为"制度—场域—情感"三维行动框架,并以此来呈现驻村工作队的实践样态和运行逻辑。工作队的扶贫实践,不但完成了国家既定的扶贫政策目标,更深层次而言,它使"国家"形象更为具象化,也提升了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可见度,重塑了"国家—社会"之间关系。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而重塑由政府介入、市场参与、组织发展与居民集体行动构成的社区治理新结构则是其要点。政府是引导者、服务者与监管者，提供基础性社区服务；市场是资源的主要供应者，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多样化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的补充者与调节器，通过公益服务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社区居民是社区事务的参与者，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在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新治理结构下，依靠法治保障与科技支撑，多元主体民主协商、通力合作，进而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策网络分析——以江苏启东事件为例

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分析江苏启东事件中各政策网络主体的立场、策略、互动关系及其治理思路。在议题形成期,府际网络是政策网络的中心点,与生产者网络互动频繁,与议题网络互动较少;在冲突对抗和沟通对话期,议题网络是政策网络的中心点,与府际网络互动频繁,生产者网络被边缘化;专业网络代表科学,但容易内部分化。因此,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需专注于议题网络与专业网络的支持,严格考评生产者网络,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重塑社会信任、强化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新媒体舆论场的独特效应

在我国社会,社会舆论场可以细分为政府舆论场、主流媒体舆论场、网络手机新媒体舆论场及其它舆论场.本文分析了不同舆论场的形成路径、特点与作用,这几种舆论场在社会生活中共同存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形成不同的社会效应,倾诉着不同主体的需求与声音,不同舆论场域的信息传播模式和特点、功能都具有其信息所依附的场域的独特烙印.     

风险社会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网络社会的风险属性突出而复杂,是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重要变量,网络舆情是客观危机事件在网络上的反应,同时是网民对风险认知的自我表达,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感器”“建构场”“放大器”“情绪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需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兼顾治理工具性与价值性;完善多元共治的舆情风险治理机制,减少风险不确定性;同步推进舆情引导与风险化解工作,源头预防内生风险;培育网络社会共情与共识,促进理性风险建构。     

从权力规制走向关系治理：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高校内部权力失范及其治理研究

高校内部权力的规范、有序、高效运行是高校权力规制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权力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但影响相对较小、隐匿性强的权力失范现象仍时有发生。对高校内部权力失范案例进行梳理发现,“关系”是隐匿在权力失范背后的力量。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看,高校内部权力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富集性、自主性和联通性等特征。高校存在“首长”主导型、跨部门“合谋”型、同部门“合谋”型三类关系结构截然不同的小团体。高校应从重视权力规制走向重视关系治理,从重视制度建设走向重视规则完善,从重视决策过程走向重视决策监管,将权力运行场域重塑、权力行为规范和权责意识强化有机统一起来,有效实现对权力失范的系统治理。     

冤案的发生过程及其防范——以司法场域运作逻辑为视角

传统冤案研究的主流逻辑是“如何伸冤”、“冤案总结”和“冤案防范”.对于“冤案总结和防范”来说,从司法场域的运作逻辑入手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冤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司法场域受权力场域支配,在于我国法院未能实现由传统社会治理工具向现代社会司法控制方式的转化.当今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厘定法院的性质、司法逻辑和功能定位,完善司法场...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新安全格局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探究如何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维护国家安全、构建新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当前社会中备受关注,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工作仍面临现实困境,主要是受害者缺乏识别能力、反诈技术缺少创新、犯罪手段迭代升级、电信网络诈骗形成产业链、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增多以及治理能力存在不足。为了解决治理困境,需要以前置预防为抓手、以涉外警务建设为重点、以构建治理共同体为保障,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出了六个优化路径：建立全方位防范机制、加强技术手段支持、构建协同治理体系、强化与外国警方的警务合作、提高公安机关治理能力以及进一步完善《反电诈法》。     

网络虚拟社会的公安话语介入问题探究

网络虚拟社会是现代传统社会的技术延伸，但其并非法外之地。公安机关作为重要的现代社会治理主体，需要“创造性介入”这个特殊的社会场域。立足“话语”视角，运用现代传播理念和虚拟社会特有的话语体系“介入”网络社会，管理服务网络社区，在网络人才培育、传播载体整合和传播话语内容优化上进行评估、重构和再造，打造理念先进、话语亲民、载体丰富的公安网络话语机制，增强公安机关在网络社会中的存在感及网民中的话语权和公信力。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