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第二代新儒家的理论困境

试析第二代新儒家的理论困境李毅，张风江一、“内圣”“外王”的思路牟宗三、唐君毅等第二代新儒家为了对付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大陆的胜利，回应现代西方文化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挑战”，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保内圣、开外王”的现代化构想，展示了...     

良知说的由来和未来

孟子预设天赋良知，从“人性善”的哲学命题出发，得出了个体道德修养向内用功的法门——求其放心；《大学》承接孟子，提出“三纲”、“八目”，把“求其放心”具体化，使个体道德修养具有可操作性；逮至宋明新儒学的兴起，朱陆在个体道德修养的入口处争执起来，余讼不已；阳明先生上承孟子，范围朱陆，创建“致良知”学说，指示成就“圣贤”之路，遂成儒学工夫论的集大成者；及至西学挟西力东渐，君权殁于辛亥之炮，名教焚于“五四”之炉。劫灰中现代新儒家生焉。然遍观现代新儒家诸贤，汲汲于“良知”者，甚过矣。     

以全球文明倡议破解文明发展“困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全球文明倡议破解文明发展“困境”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将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做出中国贡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科学完整地阐释了中国对文明发展的新理念。面对全球“文明隔阂”的观念困境、全球“文明级差”的秩序困境和全球“文明冲突”的安全困境，全球文明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在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供给多层面公共产品和破解“文明冲突”的迷思等方面促进文明的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化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困境。     

后儒家论纲——儒家传统的自我否定与重构

所谓后儒家之“后”,是相对于原儒家之“原”和新儒家之“新”而言,意指后儒家根本否定它们坚持的血亲情理精神和特殊主义架构。所谓后儒家之“儒家”是就延续儒家传统自身而言,将它包含的种种健康因素以一种新型异质理论架构重新组合起来,从而使儒家传统能够在当前人类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氛围中,持续焕发出普世性的生命力,并对今后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其他文化传统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论现代企业精神对儒家思想的汲取

现代企业精神虽然因企业不同而各有其特点，但许多现代企业从不同的方面汲取了儒家思想，例如汲取儒家“和为贵”的思想，树立团队精神；汲取儒家“诚信”的思想，树立奉献精神；汲取儒家“自强不息”的思想，树立创新精神等。     

贺麟儒学复兴的哲学批判创造审视

贺麟诉诸儒学复兴提出的“新心学”,由于缺乏哲学的批判创造性思维难以建构既非儒学也非西学的中国式现代哲学：一是通过西方现代认识论哲学修补儒家心学进行儒学创新，是依附中西方哲学观念的学术拼凑融汇思维，所以不能展开对儒家心、理、仁、道哲学和西方认识论哲学的双重哲学批判改造。二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窄化认知使其看不到中国尊重生命的个体哲学所隐含的现代性内容，故其“新心学”不能揭示儒家心学和西方逻辑理性均难以面对的中国个体生命和文化被儒家伦理异化之问题。三是对中国文化复兴即儒学文化复兴的错位认知，看不到中国文化繁荣时期均是不同文化的对等互动和远古生命神力之创造力的民间张扬，因此以儒家文化复兴带动中国文化现代复兴的实践难免失败。     

论刘述先系统哲学思想

刘述先是“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面对日益分崩离析的现代哲学 ,他反其道而行 ,极力主张恢复中国传统哲学的睿识 ,在此基础上建构系统哲学 ,获得一种“全观”。这种“全观”不是封闭的、自圆一致的 ,而是开放的、创造的 ,是通过对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现代阐释所把握的。     

试论唐君毅"心灵境界说"对佛学的融契和阐扬

佛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心灵境界说”的分析,剖析其文化哲学对中国佛学教义的融会和阐扬,从中折射出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佛学之光。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浅析

先秦儒家在义与利的价值关系中主张以“义”为重,同时兼顾“利”。其根本特点是“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义以生利”。正确认识和借鉴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复观对儒学之民主精神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蕴含着深刻的民主精神.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

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奠基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对其思想文化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欧洲传教士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儒学对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民主政治和现代教育体系构建,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评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秉承18世纪启蒙思想进步史观的传统,以全球史观统帅文明模式理论、地缘政治理论、文化交流理论、长时段和宏观历史理论,构建了全球通史体系。他的《全球通史》使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正在发生的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和对话。     

“东方奇观”背后的文化消费政治

张艺谋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导演的“北京8分钟”的文艺表演,展现出东方奇观的影像文化背后蕴涵的文化消费政治。这说明了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话语机制的东方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渗透,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殖民语境下自我文化阐释的焦虑。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源

法律文化是法治的支撑 ,中西法律文化传统具有诸多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人治文化 ,缺乏支撑法治的法律文化传统 ;西方法律文化蕴含深厚的法治根基。究其根源是由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西方的工业文明的差异所致     

透析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当代户籍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阻碍了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会人群之间的差别,侵害了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改革势在必行。改革户籍制度必须加强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尽快缩小和消除东西部地区、大、中城市之间的差别;加大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努力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进一步严密和完善户口管理;进一步调整城市户口迁移政策,继续放宽对户口迁移的限制;加强户籍法律法规建设。     

先秦诸子的“王道”智慧与当今和谐社会构建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先秦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王道"是春秋战国频繁使用的一个术语,不仅代表着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同时也是先秦诸子各家共通之话语以及经世的根本道理。先秦诸子各家关于"王道"的种种主张及其智慧,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应然"之政治生活的理性判断,对于当今和谐社会构建也不乏积极意义。     

清代的黔中精神文化

清代是黔中地域精神文化的繁荣阶段。清初,主持贵州政务的官员积极倡导修举学制,隆兴文教,儒学教育更为兴盛。这个时期除大力兴办府州县官学外,书院、社学、义学、私塾发展十分迅速。随着接受教育的层面扩大,涌现出许多有名的文学家和著名的书画家。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石雕石刻工艺精湛,地戏花灯表演技艺高超,成就斐然。清代,宗教传播迅速,佛寺道观遍及黔中地域,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新宗教传入,信徒较多。其中天主教、基督教带来许多西方先进文化,黔中地域开始与西方文明交接。     

十五世纪东西方经略海洋之异同

东西方在经略海洋方面的不同,使得郑和下西洋默默无闻,而西方却由此而称霸于全世界。     

生态文明视角下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研究

先进文化就是能够反映和支撑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文化,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与时俱进"是先进文化的基本特征。从整个人类文化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就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建设应反映生态文明的理念和要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气质与社会结构培育

支撑一个社会健康运行的精神气质,必然根植于其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相较于西方社会经由中产阶层培育完成的社会结构性完善,进而实现的近现代文明的奠基之路,中国恰恰缺乏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结构演化的有机复合。如果说,西方希腊的理性传统、罗马的法治精神、优化的社会结构与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进化相得益彰,催生了西方社会现代化及其精神气质,那么,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造成的中间群体的历史性缺失和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急需一个中等收入社会群体的形成和群体素养的提高,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健康、高雅的精神气质提供结构性支撑。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对此提供丰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