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论证理路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是通过追述历史、考察现实,并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得出的。马克思在经历了《莱茵报》时期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反思之后,退回书房对前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考察,最后,通过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的批判,得出结论: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     

让国家回归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观点

一、国家与社会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简而言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寻找这块基石就是从研究国家社会关系开始的。马克思首先研究国家与法,试图以此来揭开人类社会发展之谜。结果他发现,国家与法的谜底不在国家本身,而在市民社会之中,于是他转向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但市民社会的谜底也不在社会     

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及价值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又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当代市民社会的理论内涵进一步明确,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进行历史检视,得出中国必须借鉴和超越西方市民社会构建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出现大起大伏的波动,并根据中国国情,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市民社会构建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价值进行了探讨.     

马克思视野下“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创新

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早期著作中,他系统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出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解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局面。进入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从文化视域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分析。这对我们在当前形势下,分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模式及如何为当前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寻求本土化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家与社会关系刍议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就是社会高度国家化。体制转换时期,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必然引起剧烈变动和重新调整 从国家与社会适度均衡和建设性互动关系的视角,来科学界定和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有益的。改革的思路必须超越放权让利局限,正确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这就需要:创新政企关系,改变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职能和主体基础;发展社会中间组织,创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组织机构;提高国家的社会化水平,以社会约束国家。     

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资源——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

国家与社会并存的二元架构是一种历史现象。本文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框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提出了社会结构变迁是建立国家与社会新型关系的重要根源的论点,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分析了政府适度分权对于提高社会自治功能的作用,以及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自主创新的路径,进而为发掘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资源,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国家、市场与社会矛盾视角下的公民社会兴起

围绕国家(政府)与市场、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随着社会力量的崛起,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相分离,实现了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跨越,社会成为主导其自身运作和发展的力量。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剖析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才能认清其发展趋势。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是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从国家—社会关系看社会风险控制

社会风险不同于风险社会。社会风险能否控制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彼此的分工合作。在现代工业时代,弱国家强社会和强国家强社会是两种相对合理的国家—社会关系类型,这两种国家—社会关系类型在控制社会风险方面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必须从国家主义视角转换到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才能真正把握相对于国家存在的社会概念,换句话说,只有将国家置于社会之中,强调社会力量和行政力量并举才能解决社会风险控制问题。此外,还需要调整国家—社会关系中权力、资源、影响力等方面的占有格局,将营造"健全的社会"作为社会风险控制的目标。在此目标下,社会风险控制应坚持自主、责任、社会信任等三项基本价值原则。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当代调适及其发展辩证法——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范式的“治理”研究

马克思政治哲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基本发展趋向的分析,是治理理论应予倚重的思想资源。马克思的学说科学揭示了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国家权能的重要作用,也提出通过建立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的新型民主制来实现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双重扬弃。这就启示人们:一方面,当代治理理论要走出以市民社会为根本取向的研究路径;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共治并不意味着国家权能式微。另一方面,要认清西方治理话语因受制于资本主义结构而存在的阐释局限;事实上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克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发展出一种国家与社会呈现良性互动状态的新型治理模式。     

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国家—社会”二元架构——对马克思政治发展理论的历史诠释

马克思政治发展理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把"国家—社会"双向关系演化视为政治发展进程重要的现实基础和逻辑依据。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通过批判理性主义国家观,科学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本质关系,并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无法根本克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内在矛盾。所以,马克思政治哲学认为,应跳出"政治解放"的思维局限性去进一步认识政治发展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未来演进趋势。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核心论题之一。在超越康德-费希特理想主义法哲学的“应然性”转向“现实性”、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国家本位”转向“社会本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直观性”转向“实践性”后,马克思逐步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社会本位观,澄清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动力、前提与落脚点,对增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应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问题是当今社会重要的理论问题。研究该理论对于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建设以及多元文化体系的构建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价值。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梳理是对该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实质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者的关系是提高理论认识的关键。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发展模式的研究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路径。     

马克思与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市民社会"在欧洲中世纪时期逐渐兴起,主要是指城邦国家或政治社会。随着资产阶级社会不断发展,"市民社会"理论的内涵在西方社会不断变化和丰富,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哈贝马斯还是其他西方哲学家都对"市民社会"思想有独到见解。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受到黑格尔的传统经济基础理论启发,葛兰西根据西方社会实践的变化过程和马克思的思想,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对"市民社会"做出新诠释。因此,将马克思和葛兰西不同的思想理论进行比较,对当代社会发展有借鉴意义。     

马克思“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科学地界定了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提出了国家和社会最终统一的发展方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对中国国家治理具有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展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演进

市民社会是研究人类社会问题、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市民社会孕育并演进于西方,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形态进行梳理与分析,可以准确理解市民社会理论,从历史的角度上把握市民社会的精神与本质。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简述

马克思是在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思想,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划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市民社会的本质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论都进行了批判和深化。     

马克思与诺奇克国家理论之比较研究

马克思和诺奇克国家观的异同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二者均反对思辨的契约论传统,马克思从市民社会寻找国家的基础,诺奇克提出“反契约论”的国家起源图景;在国家职能问题上,诺奇克提出“守夜人式”国家的观点,与马克思思想有相通之处;在国家的未来发展问题上,诺奇克描绘的理想模型实际上是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的再发展。文章还回应了诺奇克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批判,并总结了二者间的分歧。     

经济市场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市民社会

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是伴随经济市场化的进程而发生的 ,而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又离不开社会市民化问题的解决 ,二者互相依存、互为表里 ,因此 ,笔者提出了“积极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的观点。同时文章分析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生长的状况 ,论述了积极培育市民社会的重大意义 ,并且进一步提出了积极培育市民社会的主要途径。此外 ,笔者认为市民社会具有局限性 ,需要由政治国家来补足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应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