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南方局党的建设

正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继续商谈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尚未解决的事宜,同时决定成立一个负责国统区党的工作的机构。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了长江局和南方局,负责领导长江流域和中国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了由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     

历史选择了红岩

正1938年底,周恩来抵达战时首都重庆,随后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结庐红岩,从而开始了8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和卓有成效的工作。那么,南方局为何在重庆成立?又为何迁至红岩呢?从长江局到南方局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后,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     

从组织角度看南方局不在桂林成立

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南方局,与从长江局分解而来的东南局、中原局一起在事实上取代长江局.按照随后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所制订的成立中央局的新规则及相关示范,所谓"南方局"于12月10在桂林宣布"成立",是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形式要件的,故是无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式成立时间只能是公认的1939年1月.     

刘少奇在新四军(一)──肩负重任到中原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并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1月9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原局委员，刘少奇任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11月23日，刘少奇与朱理治、李先念等人由延安出发，于1939年1月28日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正式成立中原局领导机关。从此，刘少奇直接指导中原地区党的工作和部队工作。刘少奇一到中原，就大力宣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一…     

青年组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武汉地下党

<正>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也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前身,青年组是其下辖机构。除发动学生运动之外,青年组在武汉建党、建立平行组织、建立学运组织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方局及所辖青年组概况1937年12月,在前期筹建的“长江沿岸委员会”的基础上,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     

长江局与南方局的关系、地位和作用

##正##问:长江局与南方局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认识长江局的历史作用?答:193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长江局。这个时候正是淞沪会战战败,日本正准备发动徐州会战,国共两党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抗战。12月23日,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领导,同时加强国共谈判和两党合作,巩固和扩大     

抗战时期周恩来与海外统战工作

广大海外爱国华侨和港澳爱国同胞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抗战时期,中共十分重视对这一群体的统战工作。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的负责人,周恩来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思想,而且直接领导长江局、南方局、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等机构,在中共海外统战工作的前沿阵地开展了扩大抗日宣传、联系爱国侨领、号召华人华侨捐款、动员华侨青年回国参战、抢占文化阵地、搜集情报信息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海外统战工作。     

邓颖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邓颖超作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妇女工作的领导者,对于开展妇女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现代妇女运动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建立和扩大妇女抗日统一战线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邓颖超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派,随同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先后在国民党政府战时所在地的武汉、重庆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此期间,邓颖超曾先后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部长、南方局妇委书记、陕甘宁     

刘少奇与华中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抗战初期,由于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王明等奉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给中共在皖东、苏北地区的工作带来很大损失,新四军队伍减员很大。1938年9月,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1939年11月底,刘少奇从延安辗转来到皖东地区,指导整个华中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湖南指导工作的艺术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成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是为适应“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为加强我党在国统区的工作而成立的。先后在两个中央局担任领导工作的周恩来,肩负党中央的重托,长期坚持在国统区(先在武汉,后在重庆),一方面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维系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另一方面,直接领导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开展秘密工作。周恩来在主持长江局和南方局工作期间,对湖南工作作过多次指示,在1938年10月至1939年4月间曾多次亲临湖南指导工作,使湖南的抗日民族统     

1998年12月9日胡乔木同志对南方局历史的谈话

南方局的这部分党史是很重要的。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了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事情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很出色的。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     

孔原与红岩精神

对于南方局历史，我当然不会陌生。在重庆时，我曾在任上主持了对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南方局那段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历史早已铭刻于心，成了我人生中战胜困难、坚定信念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我对南方局正确领导的切身体会

收到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琤编著的《红岩儿女》一书后,我先将书中有关我和我熟悉的贾唯英、马识途的叙述浏览了一遍。这些已经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本来早已淡忘,哪知看了以后,因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而往事并不如烟,所以又重新显现在自己的眼前,使我感到既亲切,又兴奋,甚至神往。我于1938年春在湖北汤池训练班入党,1939年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直到1949年解放为止,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包括南方局演变而来的南京局、上海局)领导系统下工作。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长期是我的上级领导人,其间1942-1945年钱瑛回延安,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于江震是我的上级领导人,西南解放初期,他任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年团西南工委书记,当时我是青年团西南工委的组织部长,他又是我的直接领导。20世纪40年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酷统治进行斗争的十年期间,虽然白色恐怖有时异常严重,随时有掉脑袋的危险,但是我作为一个献身革命的党员,总是心情舒畅,劲头十足。一方面时刻警惕着敌特的动静,另一方面又密切注视着群众情绪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抓住群众最渴望解决的问题,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有策略、有步骤地争取解决,从而打开了工作局面。解放以后,开始我决心...     

在红岩村接受革命任务

<正>我的父亲李晨和母亲陈浩是北京人，他们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高中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先后去了云南，考入西南联大，一边读书，一边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我曾几次听他们讲起在南方局的工作经历。     

纪念曹瑛同志

3月25日夜11时了,在北京参加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湖南代表团得悉曹瑛同志病危,我和刘夫生、王克英同志等即驱车去医院看望,他已沉睡,据工作人员说,他的病况是极为严重的。第二天下午,代表团接到通知,曹瑛同志已经辞世了。3月3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一个简短的消息和曹瑛同志     

用生命守护理想和信念——读“南委事件”的感动

读着当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地下工作的有关资料，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站起身来，踱出门外，努力平静起伏的心潮。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南方局地下工作者们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历经万难，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     

栉风沐雨 开拓前行——就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研究访周勇教授（一）

今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需要从理论和学术的研究的角度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瞻望前程。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共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同志。这既是对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研究的学术性回顾，更是向南方局老同志们的一个汇报。本刊将分期发表全文。     

顽强奋起迎接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党组织先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公开的四川省委和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下，顽强战斗。在这一过程中，重庆党组织曾遭到严重挫折。但是，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总结经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继续战斗，最终迎来了重庆的解放。     

南方局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南方局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陈文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丰功伟绩，过去党史界，历史界在认识和评价上有所不足。今天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时候，笔者想讲讲抗日战争中南方局的地位和作用。一、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于１９３９年１月，它是抗日战...     

《我的父亲邓小平》中的一处错误

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以散文诗般的语言记述了邓小平前半生的故事，融知识性、史料性于一体，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书。但在细枝末节方面，作者也有疏忽之处，今就发现的一处错误予以纠正。作者在第二十八章”到广西去”中写道：“1929年7月到8月间，正是地方盛夏酷暑之际，父亲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坐南下的船。经过香港，赶赴广西。父亲乘船到香港后，立即与党的南方局取得联系。当时党中央的南方局设立在香港，负责广西、广东两省的工作。因为香港和上海一样，是租借地，因此便于我党的工作掩护。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