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政策选择与制度变迁互动模式

本文以俄罗斯转型时期政策主体行为与制度变迁的双向影响为线索,对影响俄罗斯转型的制度性因素和影响制度变迁的政策原因进行了研究,试图探讨一种转型时期所特有的政策选择模型。受制度的理性选择理论启发,本文强调了既有制度框架对转型政策选择的巨大影响力,这是俄罗斯转型进入最初的非效率制度结构的重要原因;又具体分析了俄罗斯转型期政策主体的互动与博弈,这是实现制度供给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俄罗斯转型时期政策过程的分析,本文认为“旧的制度框架一政策主体的互动→政策创新→制度供给→新的制度框架形成”的循环往复是转型时期“制度－政策”的双向作用机制。     

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现代俄罗斯的崛起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三百多年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中,俄几次崛起,几次中落。贯穿在俄历史中的主题只有一个——赶超。俄每一次的中落和崛起都是一次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的转型只是追寻强国梦想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本文借鉴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试图对俄罗斯的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进行解读。     

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研究论析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转型无疑会为政治学的发展,特别是为"转型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丰富和新鲜的材料。在俄罗斯政治转型即将20年之际,有必要在一个研究项目中搭建起一个分析框架,对俄罗斯转型过程进行剖析并对其发展脉络做出梳理。本文认为,可以选取国家治理为研究主线,分析观念的变化以及观念对战略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这能够揭示俄罗斯经济、政治体制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厘清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对俄罗斯发展的深层制约。本文概述了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研究缘起和内容。研究俄罗斯的国家治理,展现俄罗斯发展进程中的利益分配变动,探讨俄罗斯社会结构与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互动发展的进程,对揭示俄罗斯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匈牙利与俄罗斯比较研究

产权制度变迁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阻碍经济增长取决于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式.而选择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变迁方式又取决于是否存在制衡政府的力量及其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俄罗斯的产权制度变迁在"剧变"之前一直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存在能够制衡政府的社会力量,也就不能突破"诺思悖论",最终走上了激进的制度变迁道路.匈牙利的产权制度变迁在转轨之前也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有一个非国有经济孕育、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一过程逐渐改变了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匈牙利在市场化改革中走在前面,最终采取了渐进的产权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使两国表现出迥异的经济绩效.     

对南斯拉夫现行经济制度的一点看法

经济制度是反映某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期内,人们在实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的一套完整的制度。它是通过制定一套有效的政策措施,规章制度和一定的经济组织机构来实现的。南斯拉夫现行的经济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社会自治,社会所有制及商品货币经     

东欧企业产权转变的新模式

在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中,所有制关系的变革,特别是企业产权的转变一直是其经济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西方经济学家对企业产权问题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关键是实行私有化。但是,从过去一年中,在波兰、匈牙利的初步试验表明,私有化带来了政治、经济等方面难以克服的困难和诸多社会混乱现象。面对这一形势,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比较现实地重新探讨企业产权转变的理论及模式。连过去坚持主张私有化的著名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也重新明确表示“国营大企业不应出售给私人。”芝加哥大学教授利扎尔亦表示:过去认为私有制能刺激人的积极性,但从事实来看,所有制与积极性并无直接联系。只要管理人员及工人的报酬和职位同企业的经营状况挂钩,就会产生积极性。对国营企业经营不佳的原因,也有了对较客观认识:1.受外界因素干扰过多;2.缺     

中日工业化发展阶段与企业制度的比较研究

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为主要特征,受工业化高速增长过程强烈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及地区的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伴随工业化任务的基本完成,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缓慢,面对结构变迁和制度变迁的新课题。 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主要是工业化成长阶段的产物,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资源(主要是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短缺是制约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为了适应高速增长的需要,企业制度和组织的建立倾向于选择最有利于聚集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方式。正因为企业制度的形成适应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成长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甚至后工业化阶段时,以有效积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实现高速发展为目标的企业制度,就需要进行适应性变迁。     

后美国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与国际制度改革——基于八国集团改革的理论思考

权力结构与制度变革的关系探讨历来是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之一。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权力结构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权力的分散但非匀质化是其显著特征。本文认为,制度改革是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合理性诉求,结构的变迁会对原有制度框架内的支配国和受益者形成某种改革压力。另一方面,权力结构变迁的长期性决定了制度改革的继承性和包容性。从总体上看,世界权力关系的变迁将会导致国际规则的调整和完善,倾向于制度的不断演化而非完全替代。     

俄罗斯与中国社会经济体系改革进程与模式比较研究——以俄中住房体系改革为视角

住房体系改革作为整体经济与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对住房模式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还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的形成。仅就对经济的短期贡献而言,中国的住房体系改革成就无疑是引人瞩目的,而俄罗斯住房体系改革并未给经济增长带来额外的贡献。但从改革生成的结果现状,特别是已经形成的住房体系模式而言,中国住房体系改革结果的后期修正代价已经显现且成本巨大。在已经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未来制度改革设计方面,俄罗斯住房体系的制度变迁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的路径。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利益分配效应

俄罗斯经济转轨之后,由制度变迁所诱致的利益分配关系调整对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不同社会集团力量均衡结果的利益结构与经济转轨的历程密切相关,在相当程度上,利益结构的变化反映着经济社会转型的绩效。因此,俄罗斯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是促进其社会转型,积极、稳妥地推进国内经济、政治改革的关键环节。     

中国转型的国际动力:外国直接投资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中国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不应满足于将转型问题置于固定边界下的国家内部考察,应当对国际力量的作用予以充分的关注.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FDI)一直是重要的变革力量,尽管它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问接的、结构性影响的性质.作为一种资本,外国直接投资通过重塑国内利益结构和利用自身跨国界自由流动的优势影响着国家的战略和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它不仅为国内导入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而且通过示范、关联和竞争等机制促进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如何发挥外资作为制度变革推动者的积极作用,应成为政府决策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华侨与近代侨乡农业变迁——广东省梅县个案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侨乡农业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华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全国著名侨乡--广东省梅县为个案,从种植业这个视觉切入,阐述和探讨华侨在侨乡梅县农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本文认为,在传统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以及山林业的发展诸方面,华侨通过多种形式的努力,或引进并推广优良品种,或传播先进生产技术,或身体力行改变经营管理方式等等,推动了传统种植业的更新.正是由于华侨这一资源,农业中近代新因素(新品种、新管理、新的经营方式、新的技术与人才)开始在侨乡梅县出现并日渐成长,有力地推动农业近代化转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美日证券监管比较研究

一、美日证券监管模式形成的历史动因比较 在美日现有的不同监管体制的背后,蕴含着促成其制度变迁及导致其制度安排形成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原因。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证券监管体制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在本质上就是种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的安排就是“规制经济单位之间合作与竞争方式的安排”。强有力的集中性管理模式迅速建立起来是美日共同的特征。我们知     

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大大拓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公有制理论,他们不仅寄希望于工人在必要时用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也寄希望于发达国家的工人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并认为在发达国家"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他们注重经过社会所有制达到共产主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认为资本主义将被自己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自我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由此而产生。当前中国的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正在蓬勃发展,民营企业中许多股份制企业表现出新公有制特征,它们不仅率先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且职工人人持股。它们对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和对企业利润的分配基本公正,职工的劳动价值得到体现。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健全,更多的新公有制企业将会成长起来。同时,广大农民随着产权的改革与落实,会在新的合作过程中建立新的公有制。新时代,新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有着广阔前景。     

革命理论范畴内的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兼论弗拉基米尔·马乌的革命思想

针对俄罗斯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视角进行了诸多的分析.而能否把这场变迁作为革命来研究,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转型能否被称为一次革命,则存在着很多争议.因为俄罗斯的转型不具有经典革命的特征,如暴力、新意识形态的萌发等.一些革命理论专家对新时代的革命进行了重新定义.通过对革命的发生、过程、后革命时期的权利集中等现象的分析,可以认为俄罗斯的这场变迁能够被归于革命的范畴之内.     

俄罗斯转型中的几个问题

制度变迁带有路径依赖性质,俄罗斯体制转型经历了很长的时期,从新经济政策转向计划体制,又试图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但是转型的效果都不好,苏联时期转型的最大特点是把社会主义同商品市场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改革只是对原有计划体制的修补,从戈尔巴乔夫后期开始推行激进的转轨,最终导致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独立后的俄罗斯全面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但实际上只有“休克”没有“疗效”。俄罗斯转型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革新开放以来越南汇率制度的演变

本文考察了越南自1989年汇率并轨后至2012年间越盾汇率的变动趋势及汇率制度的演变,分析了不同时期越南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和中国一样,革新开放后越南的汇率制度变革整体上也是成功的,为经济的转型与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目前管理浮动汇率制的框架下,越南形成了单一钉住美元为主的汇率制度,这使得越南成为继中国之后新近加入"东亚美元本位"体系的国家。     

印度经济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本文试图以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印度的经济改革.分析制度的起点模式,是为了说明在印度开展经济自由化改革势在必行.分析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变化了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是为了说明印度经济改革既困难重重,又有它不可阻挡的一面.     

论俄罗斯新制度安排及其特点

现阶段,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正在努力构建一种与俄罗斯本土价值观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基本特点体现在“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它们被认为是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这一制度安排的产生基于以下社会背景：第一,叶利钦时期所推行的“自由式”的制度安排,被俄罗斯转型1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行不通；第二,普京治理国家的理念及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的推动；第三,“可控式”制度安排是俄罗斯民族价值观的体现,并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及其未来崛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在这种推断的基础上,本文对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及其主要内容和具体表现,以及它对于拉动俄罗斯经济增长、促进俄罗斯崛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试图给出一个结论：俄经济发展将有可能沿着具有俄罗斯特征的“可控式”制度安排的方向演进。     

斯蒂芬·赫德兰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路径依赖

斯蒂芬·赫德兰是当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罗斯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使用历史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俄罗斯转型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以路径依赖为分析框架,形成了一套系统、独特的观点。赫德兰认为,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将俄罗斯的历史、文化特点排除在外,忽视了社会规范对于市场经济规则的关键性支持作用,导致俄罗斯转型的失败和逆转。他强调,后苏联时代俄罗斯转型的失败并不是个案,而是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制度矩阵特点和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将俄罗斯转型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普京治下的"威权主义"实际上是"莫斯科公国"制度的回归。赫德兰主张,俄罗斯未来的转型必须重视制度的转变,彻底打破历史上权力-财产权关系模糊的制度特点,构建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主要特点的制度体系,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