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两抢一盗”犯罪成本与收益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两抢一盗"犯罪率越来越高,从经济学角度,通过抽样调查研究,分析"两抢一盗"犯罪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两抢一盗"犯罪行为的成本大于收益。这一结论可以警示潜在的犯罪人,以期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构建整体打击和防控“两抢一盗”犯罪长效机制的思考

近三年来，上海市的“两枪一盗”犯罪立案数值呈持续走高趋势。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在2005年全国范围开展的打击“两抢一盗”犯罪专项斗争的基础上，牢固树立持久作战、常年打防的意识，确立专项斗争常态化、情报支撑信息化、警务协作一体化、防控手段多样化、社会防控互动化的“五化”思路，落实情报主导、刑嫌调控、协同严打、综合运作为主要内容的“四个三”工作措施，构建打击和防控“两抢一盗”犯罪的长效机制，尽快有效遏制住此类案件的高发势头。     

高发案派出所“压发案”工作措施管见

开展对高发案派出所“压发案”工作是武汉市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举措。要切实压降“两抢一盗”案件，我们必须树立综合治理、群防群治的工作理念，搞好宏观管理和微观整治，必须调动各方力量，加强群众宣传，强化管理，消除隐性发案，做好犯罪的源头控制；必须进一步加大工作措施，防打并举，管好该管的，控好可控的，最大限度地减少发案。     

情景预防初探

犯罪是一“综合病症”。科学的犯罪预防体系应当是多种预防模式的有机结合。我国一向对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比较重视,而对情景预防关注不够。虽然在犯罪预防实践中,已经有了一些情景预防的做法,但尚未系统化、完善化。将情景预防纳入到我国的犯罪预防体系之中,能够更为有效地控制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应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借鉴国外情景预防的成功做法,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情景预防模式。     

论打防“两抢”犯罪中的队所协作机制

打防“两抢”犯罪的三个难点以及队所的职责分工，决定了队所之间必须加强协作。公安机关在队所协作机制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部分成功经验，但是也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公安机关要以打防“两抢”犯罪为契机，以有效遏制“两抢”犯罪发案势头和减少“两抢”犯罪为目标，逐步完善队所协作机制。     

构建整体打击和防控"两抢一盗"犯罪长效机制的思考

近三年来,上海市的"两抢一盗"犯罪立案数值呈持续走高趋势.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在2005年全国范围开展的打击"两抢一盗"犯罪专项斗争的基础上,牢固树立持久作战、常年打防的意识,确立专项斗争常态化、情报支撑信息化、警务协作一体化、防控手段多样化、社会防控互动化的"五化"思路,落实情报主导、刑嫌调控、协同严打、综合运作为主要内容的"四个三"工作措施,构建打击和防控"两抢一盗"犯罪的长效机制,尽快有效遏制住此类案件的高发势头.     

“两抢”犯罪现状、法律层面原因及对策分析——以昆明市为视角

“两抢”即抢劫、抢夺犯罪,是近年来最为普遍,对群众安全感影响最为严重的突出治安问题。如何有效打击和遏制持续高发的“两抢”犯罪,是当前面临的重大治安课题。导致“两抢”犯罪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法律、个体的诸多因素。本文以昆明市“两抢”犯罪的现状为切入点,仅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角度,对“两抢”犯罪的法律层面原因及防范对策作一些新的思考和探讨。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海南和谐稳定——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解读

亮点一:法律监督显威力严打反腐出成效依法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共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5893人,提起公诉5566人。一是突出重点,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积极参加省委统一部署的打击“两抢一盗”和毒品犯罪、赌博犯罪等专项活动,共批捕2988人起诉2793人;加大对生产销售伪     

性犯罪的情景因素及其预防

性犯罪是在任何国家都表现得十分突出的犯罪之一。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具有一定人格缺陷的人在一定的情景因素的作用下实施的。因此 ,通过对性犯罪的情景因素的探索 ,从而制定相应的社会措施 ,减少或消除相应的罪前情景 ,对于性犯罪的预防有重要意义     

保百姓平安 建和谐社会——贵阳市街道办事处领导干部谈严打“两抢一盗”

今年7月12日,贵阳市召开"严打‘两抢一盗’,保卫百姓平安"专项动员大会。此次专项行动安排部署有很强的针对性,抓住了当前影响民生、危害民生的突出问题,体现了地方党委和政府主动顺应广大百姓强烈呼声,坚决打击"两抢一盗",完善社会治安防范体系,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决心。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军强调,要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平安是第一责任"的意识,并建议,严打"两抢一盗",不仅要"扬汤止沸",还要"釜底抽薪"。为了进一步打击和防控"两抢一盗",摸清刑事犯罪的规律,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产生犯罪现象的各种因素,建立起打击犯罪的长效机制,贵阳市委党校"十一五"规划第二期街道办事处领导干部培训班于9月19日召开了"严打‘两抢一盗’,保卫百姓平安"座谈会,学员们结合工作实际,从打防并举,以防为主,综合整治等方面谈了很多好的建议、思路,现将部分精彩发言摘编如下。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问题研究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在本质上是将同种数罪以法律拟制的方式作为一罪加重处罚的刑法现象,我们也可称之为"多次"加重犯。由于立法者将犯罪的次数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这使得刑法对此类犯罪的处罚具有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以对于"多次"犯罪中的"次",应当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判断原则,从严予以认定。"多次"犯罪中单个犯罪之构成,仅要求该次行为足以构成犯罪即可,而不论该次行为属于既遂、未遂、预备抑或中止等形态。对于一次教唆或帮助行为,即便其内容涉及或导致了"多次"犯罪,对教唆者和帮助者也不能与正犯一起被评价为"多次"犯罪。     

情境在犯罪预防中的应用——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

随着情境预防理论的深入发展．情境已逐渐应用于我国犯罪预防的实践领域。犯罪情境就是在犯罪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总和。情境预防理论认为,通过对这些主客观因素的控制,可以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不同的情境在犯罪行为发生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并且不同程度地影响犯罪人、被害人以及旁观者的行为选择,最终将可能影响到犯罪的走向。从广州市白云区的情境预防实践案例,可以了解一些情境在犯罪行为中的作用、情境预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市犯罪与防控战略

城市不仅是一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中心,而且是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发区。从古至今,城市犯罪问题一直都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大顽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人口众多、经济欠发达、贫富差距严重等一系列不利因素所导致的城市犯罪的困扰。近年来,我国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成为严重阻碍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一大障碍,建立和完善城市犯罪防控战略已经迫在眉睫。     

再论盗窃与抢夺——引入抢劫概念的探讨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盗窃与抢夺行为的界限在于行为的秘密性与否,但是由于这一界限在理论中与实践上遇到了各种挑战,因而备受争议。法学界有新观点借鉴德日刑法理论,认为两行为的区别在于行为的平和与否,引起学界争鸣。抢夺作为介于盗窃罪与抢劫罪之间的罪名,单与盗窃罪进行比较是不全面的,也难以划清界限。不妨引入抢劫罪,借阐述三罪之间的区别,厘清盗窃与抢夺之界限。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犯罪实证研究--以S市M区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分析

对s市M区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城市涉嫌犯罪的少数民族人员以无任何前科记录的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外来男性农民和无业人员为主;实施的犯罪行为比较轻,相对集中于盗窃罪,寻衅滋事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等几个罪名;共同犯罪的规模较小,共同犯罪人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作案手段多元化、相对平和,重特大案件罕见;适用刑罚比较轻缓,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为主。城市少数民族人员犯罪并不是严重的社会现象,其数量和严重程度远远低于汉族人犯罪。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不应当特殊化,应当在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背景下,理性客观地对待少数民族人员犯罪问题,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采取措施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融入大城市。     

新形势下盗窃犯罪若干问题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盗窃罪的行为方式，对该罪的定罪量刑进行了调整，包括细化追诉标准、认定犯罪停止形态等。文章分析了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的认定与适用，认为将“入户盗窃”和“扒窃”作为行为犯对待更符合立法原意和宗旨，同时这种新增的犯罪未遂形态与犯罪理论的停止形态也并不矛盾。     

对“四战”背景下刑事技术工作的思考简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刑事犯罪居高不下，特别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频繁发生，有组织犯罪处于活跃期，新型犯罪不断涌现，这对公安机关传统上的防范、侦控的思路、方式和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新的犯罪形势，公安部提出了“四战”理念，“四战”背景下如何强化刑事技术工作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公安实际工作必须面对的问题。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的定性及理性分析

行为人在实施侵犯人身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的定性,应当具体分析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性质,即判断先前侵犯人身的暴力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状态,接着判断先前暴力行为是否形成新的“威胁”以及是否被“捎带财物行为”实施时所利用,最终作出合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