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

我国今后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重点,一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二是提高城乡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为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不能改变;收入分配理论要有创新和突破;“扩中”和“提低”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     

关于初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四点思考

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是我们党在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出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也是分配理论的一大突破和创新。本文就为什么要提出初次分配注重公平、怎样衡量我国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公平到底靠初次分配调节好还是靠再分配调节好、初次分配强调公平是否会导致低效率等四大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讨论

对我国应该如何处理与分配相联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党中央文件中的提法经历过几次重要变化。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在分配制度上"兼顾效率与公平"。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起,党中央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提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员的共同富裕。"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收入分配结果的监管。"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特别是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鉴于我国在改革发展的不同时期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复杂性,本刊特组织部分师生对二者的关系展开讨论。     

初次分配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注重公平是分配理论的本质要求，而初次分配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种提法还比较新，那么提出这种思想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实际的政策设计中如何体现这种思想呢？本文从技术层面、制度层面、价值层面进行了粗略的分析。     

正确认识及防控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实现收入分配社会公平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要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不同情况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充分发挥政府、法制和民众的力量,进一步完善社会公平保障机制。     

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是重大的理论突破,对于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它具有特定的本质内涵;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的体现。     

不可误读十七大报告的一个提法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对于这一提法要正确理解。     

公正的分配法则对道德建设的影响分析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分配公平正义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财富和收入公正的分配法则是道德建设的基础,财富和收入有失公正对道德建设产生巨大的压力。其中,制度外收入将加重道德缺失感,分配的分正性也将影响道德的系统性建设,从而无法实现道德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进阶。     

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和制度的历史性突破

我国的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和制度，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不断革故鼎新，获得了历史性突破：把按劳分配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确认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通过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途径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和政策；以“主体补充论”取代“唯一论”，承认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提出多种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论”；提出社会主义分配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结合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和制度已经基本形成     

公平与效率的多重关系及其现实选择

公平与效率相互关系中的“公平” ,是指经济公平 ,而且主要是指收入分配的公平。收入分配的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方面 ,前两者与效率之间不存在矛盾。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 ,主要体现在分配结果比较均衡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在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中 ,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初次分配中必须注重效率 ,发挥市场的作用 ;在再分配中必须注重公平 ,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选择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对其概念进行了解读,从而掀起了研究生态文明的热潮。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既有理论发展内在逻辑的演进,又有现实的动因。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路径,首先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保障。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工作,抓住科技创新这一关键环节,以建设＂两型城市＂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社科学报要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

社科学报是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交流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在传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果中,要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灵魂;在推动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研究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中,要以坚持科学的理论为导向;在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要以弘扬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社科学报要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不偏离,应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沿,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观地位不断提升的缘由及其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指导作用在贯彻实践中不断显现,并由此引发了自身地位的不断提升,经过短短10年的实践便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以社会为本的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理论,而且它的内涵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它的理念易于接受,实践成效显著,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这些特点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具有创新性、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标准及善意认定

不动产善意取得对于第三人善意的要求,是与动产一样,要求第三人对处分人无处分权“不知且不应知”,还是仅要求“不知”,存在不同看法。从解释论角度,以文义、体系和逻辑、立法、比较法等诸方面解释,都应作与动产善意取得相同解释。德国民法、理论学说不应作为解释依据。从立法论角度,德国标准,排除了“不应知”,不仅保护对登记将信将疑者,而且保护基本不信者甚至完全不信者,违背了信赖保护的本质和意义,并不可取。从我国国情出发,采“不知且不应知”更合理。善意的认定,应由否定第三人善意的权利人举证。要求第三人实际查阅登记簿没有必要,但占有、交付可作为认定是否善意的依据。若登记人与占有人一致,或登记人能现实交付不动产,受让人即为善意。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之再探讨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在行政诉讼中已得到肯认 ,但有关其地位、范围界定在理论和实务上多有争论。文章结合行政诉讼目的与新解释之精神 ,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 ,对第三人制度提出新的诠释。 (一 )第三人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 )强调第三人是原被告之外的其他公民及法人和组织 ;(三 )以利害关系为界定第三人的核心 ;(四 )有必要将第三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比较。     

十六大以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创新及其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力推进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明确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提出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完善了对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性质的表述;完善了政治协商的原则、形式、内容和程序;完善了民主监督机制。这一理论的发展创新及其实践将有助于增进国际国内社会对这一政治制度的认同,将会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胜诉方负担民事诉讼费用研究——由深圳中院诉讼费用复核第一案引发的思考

当事人有限度负担诉讼费用和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是各国诉讼费用负担规则通行做法。但司法实践表明,机械、绝对地适用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规则会产生假性正义而背离公平和正义。在特殊情形下,由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符合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原则,应当借鉴国外民事诉讼费用负担规则基础上,结合我国实体法的规定和具体案例,确定民事诉讼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规则。     

浅析网络平台服务商的名誉权侵权责任

网络的匿名特点使人们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而不会轻易被发现,民事主体的名誉权在网络环境下显得异常脆弱,越来越多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卷入了侵权诉讼中。其中网络平台服务商应否对第三人的诽谤行为承担责任成为网络环境下亟待解决的问题。综合考量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实践,结合我国的实际,在界定网络平台服务商责任时应以最低程度的注意义务和过错责任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