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摘取人体器官刑事立法的比较与借鉴

世界各国和地区立法对于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在刑事罚则的立法模式上存在分歧,在摘取器官犯罪内容上大都显得单一,在犯罪目的是否影响犯罪的成立上立法态度不一,在刑罚处罚上大都以轻刑为主,在立法步伐上前后不一。未来我国相关刑事立法的完善需要在罪名种类上予以补充,在立法表述上予以改进,并协调好刑事立法与器官移植法附属刑法规定之间的关系。     

情节犯的立法设置研究

情节犯的存在具有合理性,体现在它模糊性的表述上、存在的必要性上以及符合我国的国情上。但我国刑法中情节犯的设置过犹不及,导致其在立法、司法上均存在弊端。情节犯在立法的表述上应当严谨,统一用情节严重替代情节恶劣。     

英美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设计研究

英美两国的信托财产所有权是建立在普通法与衡平法并行的双重法律体系之上的一种独特设计。在这种归属设计中：受托人是普通法上的完全所有人,不负有任何普通法上的义务,受益人也没有任何普通法上的权利;但在衡平法上,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义务,受益人对受托人享有衡平法上的请求权,在受托人滥用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侵害到受益人的利益时,受益人可以向法院行使其衡平法上的请求权,要求受托人履行衡平法上的义务。     

原物返还请求权:物上请求权抑或侵权责任方式

在现行法上,既在物上请求权规则处规定了返还原物请求权,也在侵权责任法中将其规定为侵权责任。在这种双轨机制下,司法实践往往将返还原物请求权作为侵权责任予以适用,但从制度内容与功能上看,物上请求权以其抽象的构成要件,全面地保护绝对、自由的所有权或物权,反之,作为侵权责任的原物返还请求权,并不能完全救济所有权与占有分离的情况,在法律效果上,也有失平衡。所以,应当取消侵权法上原物返还请求权的规则,仅保留物权法上的物上请求权。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解构主义法学之比较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新兴的解构主义法学之间,在对权力和利益对法的影响上、在方法策略上,在同具批判性上,具有共通之处。当然,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别,表现在理论的出路,普遍意义等问题上。解构主义法学对我们的法学研究有某些积极意义。     

浅论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是学术界一直争议不断的问题,各派学者都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和依据。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个人在国际法上是否具有主体地位的学术交锋愈加激烈。本文从国际法界的三大主要观点说起,落脚在个人在国际的有限主体地位上,认为个人在有限范围内享有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     

Case Law Tradition and China＇s Legal System

中华法系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一种总括性称谓。在此概念下包括着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法律传统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法律体系,中国古代判例法制度构成了其中的一个内容,也是中华法系的一个特质。传统中国判例法在模式上出现成文法典与非成文法典下两种,其中主要是成文法典下的判例法。传统判例法在类型上有创制型、补充型和解释型,在作用上有作为判决依据、法律适用论证依据和立法依据,论证类型上有比类推理和高度伦理性说理,在整体上体现出有较为完善的逻辑结构、分类具体适用等。总之,中国传统判例法在类型上、作用上、适用上都体现出不同于近代普通法系下的判例法特点。     

中国古代严刑峻罚的历史分析与评价

在中国古代的刑事法领域,严刑峻罚现象十分严重且一以贯之。在政治制度上,由于君权神授制度、宗法制度、国家本位的御民制度,使得严刑峻罚成为必然选择;严刑峻罚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着各种理论根据;在历史文化上,中国历史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对严刑峻罚起了一种推助波澜的作用;在社会心理根源上,民间社会对严刑峻罚也逐渐习以为常,慢慢积淀为社会心理,积习难改。     

判例法传统与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一种总括性称谓。在此概念下包括着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法律传统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法律体系,中国古代判例法制度构成了其中的一个内容,也是中华法系的一个特质。传统中国判例法在模式上出现成文法典与非成文法典下两种,其中主要是成文法典下的判例法。传统判例法在类型上有创制型、补充型和解释型,在作用上有作为判决依据、法律适用论证依据和立法依据,论证类型上有比类推理和高度伦理性说理,在整体上体现出有较为完善的逻辑结构、分类具体适用等。总之,中国传统判例法在类型上、作用上、适用上都体现出不同于近代普通法系下的判例法特点。     

专利默示许可与权利穷竭的比较分析——以社会政策背景为视角

作为侵犯专利权的抗辩事由,专利默示许可与权利穷竭在起源上交织、在功能上近似、在适用范围上交叉、在适用要件上趋同。然而,二者在理论基础、逻辑前提、适用条件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正确认识二者的异同,是准确进行制度定位与适用,充分发挥制度功能的基础和前提。     

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转化型抢劫应认定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穴二雪项规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规定既体现了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也体现了对社会公共治安状况的关注,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刑法功能的实现。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转化型抢劫是否应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是指直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不包括转化型抢劫;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不仅包括直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也包括转化型抢劫…     

司法考试背景下本科刑法教学的改革

司法考试的强大影响将推动本科刑法教学的改革。在教学内容上,司法考试将推动我国刑法学知识去苏俄化而渐行德日化;在教学方法上,课堂上的案例教学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实践教学上,模拟法庭成为本科教学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     

现场疑有手印部位的“502”胶熏显法

现场勘查在遇到需要“502”胶熏显的指纹时,通常将客体放在容器中熏显,无法提取时就用滤纸贴附熏显。滤纸熏显这种方法使指纹显现得比较快,同时也存在难以把握之处。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502”胶滴在滤纸上的干湿程度较难掌握。以往要使“502”胶滴在滤纸上后,滤纸贴在客体上并在熏显过程中,不会将“502”胶转移到客体上从而破坏客体上的指纹,有时需要多次试验。如在现场实际操作过程中,稍没掌握好,就很容易使滤纸上的“502”转移到客体上破坏指纹。好,滤纸上的“502”胶就已固化,特别是在熏显较陈旧的指纹时。三是熏显好坏难以掌握…     

论审判权与执行权关系的良性构建

进一步深化民事审执关系改革,应充分认识执行权的司法权本质,并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其行政性特点。因此,二者在职能配合与职责分立上,必须在立法上为执行权正名;充分认识审执兼顾,避免机械办案恶果;深化执裁分立。从执行权自身特点出发,应注重纵向上管理方式的改革,横向上构建执行官的单独序列以及推行执行警务化的试点。     

优先权制度与中国物权法

在罗马法上 ,优先权寓于法定抵押权制度之中 ;在法国民法上 ,优先权制度与法定抵押权制度并存 ;在日本民法上 ,优先权 (先取特权 )制度独立而成为一项完善的担保物权制度。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之所以没有规定优先权制度 ,前者是出于立法政策上的考虑 ,后者是由于立法技术上的原因。优先权制度的价值取向和我国社会生活实际之需要以及现有担保物权的特点 ,决定我国《物权法》应确立优先权制度。在立法模式上 ,日本立法例可资借鉴。     

关于警察职业倦怠现状的调查

从湖南各地市随机抽取681名警察进行问卷调查,目的在于了解警察的职业倦怠状况,以期为预防和干预警察职业倦怠提供现实依据。结果发现：从整体看,湖南省警察情感耗竭达中等程度,人格解体程度较高,成就感低落也较高。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婚姻状况在职业倦怠三个维度上无显著性差异;男女警察在情感耗竭和人格解体上达到极其显著性差异;不同来源的警察在人格解体维度上达到显著差异;不同警种的警察在情感耗竭上达到显著差异;不同年龄的警察在人格解体上达到了非常显著的差异;不同职务的警察在情感耗竭和成就感低落上达到非常显著的差异。     

经济法中奖励制度下调制成本相对降低的法理探析

由于调制所需涉及的范围在时间跨度上,其既需考虑当前,又要关注未来;在领域跨度上,既要涵盖整个经济领域,又需扩及社会领域,因此其体系显得非常庞大;更加上在市场经济领域,调制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和调制受体在价值取向上也日显多元化,很难趋于一致,这些使得调制在特征上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和高难度性。     

乡间渡船

曾多次乘过渡船,在惊涛拍岸的长扛上,在烟波浩渺的太湖上,或在水光潋滟的西湖上,但总的感觉是既喧嚣又淡漠。而在扶贫点怀洪新河上乘渡船,田园诗般的人情味令人沉醉。 怀洪新河处泗洪境内,是淮河支流,也是自然乡界,乡民间交往颇为频繁。河上没有桥,渡船就成了河两岸人     

德国刑事诉讼中的“讯问”与“犯罪嫌疑人”界定

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类似规定在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并无不同。本文仅以规定中"犯罪嫌疑人"与"讯问"两个要件在解释适用上可能引发的问题,尝试提出定义性看法。一、犯罪嫌疑人之定义刑事诉讼法就讯问犯罪嫌疑人与询问证人予以分别规定,两者在适用上自然存在区别。在概念上,讯问或询问,皆指国家机关为取得被讯问人供述所进行的发问及质问行为。讯问与询问的区分,主要是立法政策上因素,而非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不过,就质问对象而言,犯罪嫌疑人与证人,无论在形式用语,还是实质内容上,皆有重大不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关系范畴研究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时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问题上 ,应对几个重要范畴予以辨明 :在地位上 ,行政复议具有相对于行政诉讼的独立性 ;在程序衔接上 ,应采取选择主义为基本原则 ;在行政诉讼标的确定上 ,应根据行政复议决定的种类及内容具体分析 ,分别对待 ;在终局效力上 ,应确立司法最终裁判的基本原则 ,而行政终局裁决则应在缩小适用范围的基础上统一适用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