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柏拉图对话汉译简述

民国时期柏拉图对话的汉译以1920年吴献书译《柏拉图之理想国》出版为开端,经历20世纪20-30年代初期"柏拉图对话集"式的翻译,至1944年陈康《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译注而达致最高峰。这些译本不但在对话翻译方面有开辟之功,而且于今人对柏拉图思想的理解和研究仍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本文以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对话全译文为中心,对民国时期柏拉图对话翻译的基本状况作一梳理,期于今日翻译及研究者有所助益。     

柏拉图政体思想及其演化——从人治的哲学王到法治的混合政体

柏拉图作为西方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在其早期,中期,和晚期的著作中都体现了其政体思想。从一开始的"哲学王执政"到晚期《法律篇》中提出的以"中庸"为原则的混合政体,表明他的政体理论从推崇"人治"到倡导"法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的转变也是柏拉图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     

试论柏拉图的正义观及其现代意义

<正>义从古至今都是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正义划分为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两部分,把个人灵魂结构和城邦阶层结构的同构性连接起来。他认为废除统治阶层的财产和家庭、对公民的教育则是实现正义的主要途径。正义观是柏拉图早期哲学思想中统摄一切的原则。作为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地位,尤其是其关于正义的思想,构成了他最为重要的著作——《理想国》的主旋律。本文通过分析与研究并结合当今时代发展的实际情况探索其现代意义。     

求“善”之路的辨识——对《理想国》中“线喻”的相关思考

对于《理想国》中的线喻,我们常常将其视为柏拉图哲学视野下对世界的划分,但是这样的看法如果不详加辨析,就会产生对柏拉图在线喻中寓意的误解,而要真正厘清线喻的内在结构,又必须从线喻所处的整体的对话语境中入手。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出发,分析线喻所处的背景,它关切到哲人与城邦的关系,亦关系到对"善"的追求,这将与线喻自身的结构互为照应互为启发,共同标示出对《理想国》的一种理解框架。     

高贵的谎言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按人的资质和能力严格划分社会等级——这与当时雅典政制相当彻底的民主的平等适成对照，但这些等级并非世袭而是可以流动的，或者说有一种政治机会的平等。这一主张以传说隐喻的形式出现。柏拉图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着眼于在他看来是客观的人的差别，却为什么又说这是“谎言”，“谎言”又为何能是“高贵的”，这些处理都耐人寻味。     

高贵的谎言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按人的资质和能力严格划分社会等级——这与当时雅典政制相当彻底的民主的平等适成对照，但这些等级并非世袭而是可以流动的，或者说有一种政治机会的平等。这一主张以传说隐喻的形式出现。柏拉图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着眼于在他看来是客观的人的差别，却为什么又说这是“谎言”，“谎言”又为何能是“高贵的”，这些处理都耐人寻味。     

正义与灵魂的和弦——重解柏拉图公民教育理论

《理想国》是柏拉图思想成熟期的代表作。古希腊城邦既是政治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又是教育共同体。柏拉图以理想城邦为背景描绘他的教育蓝图。从柏拉图公民教育目的角度,考虑到城邦国家特质,理想国家的基础在于个人,个人的基础在于灵魂;如有正义的国家,必先有正义的个人;如有正义的个人,必先有正义的灵魂。反之,如有正义的灵魂,即有正义的个人;如有正义的个人,即有正义的国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拉图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城邦公民的教育,而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正义德性的公民。     

外国名流读什么书

你是什么,取决于你读了什么。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伯恩斯在《领袖论》中,分析了阅读与政要之间的关系：一是阅读欧洲一些政治思想家（如柏拉图、西塞罗、洛克等）的名著,对政要的影响非常大;二是那些爱读书的政治家总是能闪烁出不一般的气质。     

“大学之道”的内涵释义与价值旨归——基于德育视角的探究

《大学》以三纲八目为框架,对人生路径进行了具体的设定。文章基于德育教育的视角,分析了《大学》文本中"大学之道"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概括了《大学》文本中"大学之道"的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基于此,探究了《大学》文本中"大学之道"对德育教育中的目标、主体、客体、环境和媒介的价值旨归。     

《理想国》正义观的经济学分析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充分体现了他对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设想。柏拉图的正义观中包含着他对于合理社会经济关系的诸多假设。本文站在经济学的视角解读柏拉图的正义观,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正义入手,在所有制、价值决定形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柏拉图关于合理社会经济关系的看法。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性反思

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制度,沿着两条轨道运行,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保持社会平等公正。经济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市场经济在现阶段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同社会主义相互吸引,这是其积极面。市场经济会自发的扩大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同社会主义相互排斥,这是其消极面,也是改革中出现问题的根源。只看积极面,不看消极面,认为市场万能,是一种“市场拜物教”。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从这种“市场拜物教”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利用其积极面,克服其消极面。     

BOT特许权协议的法律性质及适用

BOT是政府借私人融资建设和经营力量兴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方式,且该私人和贷款方从投资中获利。为此,政府与该私人作为项目发起人设立的项目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特许权协议兼顾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利益和私人利益,是二者妥协的产物。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特许权协议应定性为经济合同,这样比较有利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     

我国法治社会形成中的主要因素分析

我国法治社会形成过程中,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社会现状,这是探讨法治社会形成、发展的客观依据,也是客观条件;法文化传统,这是法治社会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资源,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由于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态度的不同,便表现为不同的主观因素;市场经济,这是法治社会基础性的推动力量,但在市场经济成熟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加重了建构法治社会的任务;精神文明建设,这是造就法治社会合格主体的有效途径,它重在建设,要常抓不懈才能见效;法治国家。它与法治社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二者虽有区别,但其建构过程不能截然分开。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认证规则的改革与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缺乏系统、详细的认证规则,既影响了民事审判的质量,也容易滋生司法腐败。作为民事诉讼认证规则的补充,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第五章是审判系统内部建立有关民事诉讼认证规则的积极尝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审判工作的需要。但该章的规定仍有部分不妥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时代性、人民性的内在统一。中国化是前提,它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时代化是灵魂,它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的历程;大众化是目的,它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武装群众、改造世界、改变人民命运的程度。     

周恩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关键的领导人之一,立足于实际工作,对经济、政治、文化都做出了深刻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他初步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经济方面坚持实事求是,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重视科技和环境;政治方面探索民主政治建设,关心民族问题;文化方面关心文艺和文化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统筹城乡发展与解决宁夏“三农”难题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其中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首位.这表明,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大课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宁夏"三农"难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宁夏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更是增强宁夏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     

领导经济工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学习陈云的经济管理思想

陈云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合中国的建设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地处理了建国初经济工作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具体体现。他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     

网络社会学的关键议题

互联网的崛起,引发了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结构转型。因互联网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对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概念和解释架构都提出了重大挑战。面对网络社会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社会学需要调整和拓展自身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确立能有效解释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关键议题。     

精神分析与公共行政:从弗洛伊德到戴蒙德

在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组织理论中,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就是假设人类的行为是理性的,因而对组织的研究总是局限于研究基于人类理性所产生的规范和制度.而自从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方法以来,很多的学者开始运用这一方法来解释组织的行为,创立了精神分析的组织理论.其中,戴蒙德就是著名的代表.精神分析方法在组织理论研究中的运用,拓宽了公共行政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但同时也把组织理论从传统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过于强调人类行为的非理性,使得对组织的研究易于陷入不可知的状态。可见,精神分析方法对于公共行政学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