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占罪告诉问题研究

现行刑法规定侵占罪“告诉才处理”,主要是由该罪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在侵占案件中,单位可以成为告诉的主体,侵占罪的诉讼形式应以自诉为主,但对侵占公共财产的应增加除外的规定。     

侮辱尸体罪应为亲告罪

死者近亲属对于死者存在着基于身份关系而享有的权利，侮辱尸体的行为侵害的是死者近亲属的人身权利。侮辱尸体罪完全符合设定亲告罪的几个标准。刑法应当将之规定为亲告罪，从而将侮辱尸体罪的追诉权赋予死者近亲属行使。当然，考虑到侮辱尸体行为在对死者近亲属构成犯罪的同时也可能对国家的社会管理秩序构成犯罪，因此，侮辱尸体罪应进一步被规定为非纯正亲告罪。     

强奸罪应否纳入亲告罪之探讨

亲告罪一般定义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规定的罪名多涉及对个人私权利的侵害,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关系不大,某种意义上说被侵害者可以个人决定如何处理。强奸在世界各国是普遍受到刑法规制的严重犯罪行为,对强奸行为的定罪是否也应由被害人决定,将其纳入亲告罪的范围内,我国刑法目前并无此规定;从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看,强奸罪为亲告罪的规定也正逐渐被摒弃,但对婚内强奸是否为亲告罪则还有讨论的空间。     

论亲告罪的范围

:亲告罪是指刑法明文规定以告诉权人的告诉作为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条件的犯罪。我国刑法规定的亲告罪,与国外相比,适用范围较小,其功能并未充分发挥出来。我国应扩大亲告罪的范围,以符合社会现实的要求。     

亲告罪追诉机制的应然选择

国家将是否追究犯罪人的权利转让给亲告罪的受害人,公安机关对亲告罪没有侦查权,法院往往又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案件或者驳回起诉,致使亲告罪的控告人无法得到公权力的救助。应该赋予公安机关对亲告罪案件的侦查权,同时给予亲告罪案件受害人选择通过公诉还是自诉途径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自由。     

侵占罪若干问题探讨——从一起案件谈起

通过对一个侵占案例分析,得出关于现有侵占罪法律规定的不足之处和立法缺陷,建议在侵占罪方面,允许自诉和公诉并存,单位也可成为自诉人和被告人,他人财物应包括单位财物等方面进行修改和完善,以切实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论检察机关对亲告罪的自诉权救济

亲告罪中被害人的自诉权是关系到被害人权利的重要内容。保障被害人自诉权行使,对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被害人自诉权行使因客观原因出现阻碍,检察机关介入救济被害人自诉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规定的检察机关对被害人自诉权障碍的救济是否存在争议;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如何正确行使检察机关对亲告罪自诉权的救济,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     

侵占罪比较研究

从侵占罪的概念、种类、犯罪对象、侵占行为和告诉制度方面对我国与外国的规定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侵占罪的立法完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存在着诸多难以厘清头绪的问题,立法目的并未明显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是许多法律价值和理念之间存在难以统一的关系,有关方面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却不愿对难以统一的法律价值和理念进行取舍,以致一方面把大量没有相应情由的案件设定为自诉案件并允许调解、和解和反诉,而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立极高的证据要求来限制在事实上可以成为自诉案件的案件。只有不再把"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作为自诉案件,该制度存在的问题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应对自诉案件的适用范围进行减缩,使之仅有"告诉才处理"和"公诉转自诉"的案件,同时再降低自诉案件立案和开庭审理的证据条件或要求。     

刑事诉讼中的自诉担当

自诉担当是衔接沟通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重要制度设计,具有独特的功能.目前,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在自诉担当制度的立法规定上存在较大差异.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应当考虑在修改刑诉法时主要参照德国模式增设自诉担当制度,并从前提条件、法定原因、程序启动等几方面对该制度进行全面的规定,同时也要注意对被害人意志的尊重.     

贪污罪主体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贪污罪主体的认定一直是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其根源在于对贪污罪主体本质属性认识上的分歧。本文在科学揭示贪污罪主体本质属性基础上 ,对新刑法规定的贪污罪主体范围作了探讨     

职务侵占罪主体研究

本文在援引一个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体工商户等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主体的问题,着重界定了职务侵占罪公认的主体范围,从而证明个体工商户等非法人组织的人员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宽严相济政策视野下自诉权与公诉权的理性回归

公诉与自诉的同时存在,必然导致公诉权与自诉权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协调自诉权与公诉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公诉权与自诉权实现理性回归是我国贯彻"公诉为主、自诉为辅"起诉制度必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得以体现的必然要求。     

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的罪数形态

绑架罪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暴力性刑事犯罪,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罪中的诸多问题存在着争议,"杀害被绑架人"的罪数形态问题即是其中之一。"杀害被绑架人"是绑架罪的加重结果,其罪数,一般共识是处断的一罪,这既考虑了司法价值判断,又考量了罪刑均衡的要求。     

审判改变公诉指控之实证分析

审判改变公诉指控的原因主要有五种:起诉后证据发生变化;检法两院对事实、定性、证据采信、量刑情节的认定存在分歧;侦查机关存在问题导致被改变指控;公诉工作存在问题导致被改变指控;法院审判工作存在问题导致被改判.要减少、乃至杜绝这种情况发生,需要尽快制定证据标准,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促进侦查质量的提高,加强检法两院的协调,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提高公诉水平.     

法人本质的重新解读——以法律上的人为视角

法律上的法人与现实生活中的团体不是同一的,法律上的法人是法律运用法律思维构造的人,因此法人在法律上是抽象的人、规范意义上的人。法律借助法人制度可以对现实生活中的团体进行符合法律要求的规制,以维护社会正义。     

论我国刑事被追诉人的迅速审判权

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作为刑事被追诉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已被大多数国家作为一项基本宪法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反思我国相关刑事诉讼立法关于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保护的不足以及相关制度的缺陷,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推进我国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的必要性问题值得关注。     

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协调

完善我国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做法是：应在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当中,适当的引入公诉权,国家机关不能被完全排除在这类案件的追诉程序之外;被害人在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中,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并没有让渡给被害人个人,公诉权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公诉转自诉案件应从自诉案件范围中剔除,针对公检不予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决定,可通过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来达到制约公权力、保护被害人利益的目的。     

略论公众人物的隐私权

《民法典 (草案 )》首次在立法上使用了“公众人物”的概念 ,但在随后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31次会议的审议中即被删除。笔者认为 ,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对“公众人物”进行社会监督的基础和空间。“公众人物”也是人 ,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享有宪法和其他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包括隐私权 ,同时又由于他们是“公众人物” ,其权利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