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廉政与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清承明制,在中央设立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关。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左佥都御史(乾隆13年裁)为正副长官,下设满、蒙、汉监察御史各若干,分隶十五道。雍正后,将已监官化的谏官组织六科并入都察院,即所谓的“台省合一”。故清代基本督察主体是监察御史和给事中,统称“科道官”或“言官”。都察院对上至中央各部院,下至省、府、州、县各级机关有稽察权:对除皇帝以外的所有官吏触犯皇权君威、违法、失职、渎职、违仪、擅权甚至私德私行都具有检举弹劾权。因此,科道官实质是治官之官,号称“宪官”或“法吏”,成为直属皇帝指挥又不同于秘密特务的司法监察官。不可否认,清代每朝每一时期都有一批立     

为“民评官”叫好

浙江省委组织部最近出台了《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把基层老百姓的评价列入对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的考核评价体系。“民评官”活动的本质是靠“民心”这杆公平秤来衡量官员,让百姓对官员评头品足,进而建言献策,更好地还政于民。作为老百姓,我大声连叫四个“好”。一好,作为省级党委组织部门,把“民评官”列入到对市、县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这的确是一个创新,为其他省、区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带了一个好头。二好,“民评官”可以让官员任免机制逐渐摆脱少数人说了算的弊端…     

清代地方集团性贪腐案频发镜鉴

清朝惩明代之弊,为了避免监察官员介入党争,大力发展奏折制度,意图以官员之间的互相监督,取代过去的监察制度。但随着奏折制度日渐常规化,"密"折色彩褪去,奏折已经无法实现官员间互相监督的作用,反而使官官相护的现象更加严重,官场中的贪腐也愈发不受约束。监察制度的弱化与缺失,是造成清代官员大面积腐败甚至是有组织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     

宋代为啥少贪官？

一千多年前，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创立大宋王朝。建国后凭着他对官场的观察，深知官吏“贪浊”，为了整治官吏腐败，也为了集中皇权，他推行了“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使官员职、权分离，名实混淆，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威望于一身；使得天下的官遍地都是。当时有一种戏叫滑稽戏是这样讽刺这种现象的：     

腐败就是今天的国耻、党耻

中国古代大致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御史和言官制度,作为帝制下制约腐败的特殊机构和制度。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主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也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根本不能独立于皇权,古代法制虽然详密,却不能真正以法治代替人治,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尽管如此,古代监察制度不仅给今人留下了失败的教训,也留下若干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一,从制度的规定看来,占代的台(御史台)官和谏官不但可以论事,也可以论人,不但可以纠劾百官,也可以批评皇帝。“文死谏,武死战”,文官以谏、武官以战而死历来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第二,古人虽然有很强的等级观念,但在监察制度下,却能做到低品的台谏官纠劾高官,直接批评皇帝。凡是刚直不阿、直言无讳者,反而得     

中国“现代皇权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建设

中国封建主义崇尚皇权,皇权至上,故而可称皇权主义。中国皇权主义的主要特征有:第一,普天之下,为皇帝一人之治;集中于皇帝的最高权力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世代相袭。第二,以皇帝为顶点形成一个权力金字塔:皇帝、皇室贵族,宦官、中央及地方官员,吏员,一层套一层,对上服从对下专制。第三,皇权的威力不受限制,可以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四,“法自君出”,皇帝的谕旨即法,而皇帝本人从不受法津制约,皇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     

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启示

为了保证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各级官吏在职勤政、严格执法,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具有依附于皇权、行政监察权自成体系、监察官员的任用管理制度严密、以规范的监察制度规制官吏等特点。当然,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监察制度为皇权而存在决定了这一制度的根本局限性,但当今中国中央集权前提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仍可以吸纳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监察制度的合理因素。     

论清代皇权的加强与科道官谏诤职能的萎缩

清代专制皇权空前加强唧，一切阻碍皇权强化的因素都被加以限制。因此，科道官的谏诤职能不可避免地呈现日渐萎缩之势。首先，雍正元年六科并入都察，从机构设置和职能上完成了自宋代就开始的台谏合一，致使谏官监察化，六科给事中的封驳权名存实亡，谏诤权弱化，转而侧重对百官的监察。其次，清帝为了防止明代台谏恶习，加强了对科道官的控制，动辄对其打压，致使矫枉过正，影响科道官积极性的发挥。而且，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科道官的选任亦由皇帝决定，使其对皇权的依附性加强。再次，有清一代，满汉民族矛盾一直存在，出于民族防范的心理，科道官的进谏内容和方式也受到制约，谏诤职能受到多方掣肘。     

官员的保质期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金銮殿上坐到第18个年头(公元1385年)，对地方官员的腐败现象见得多了，于是在《大诰·谕官之任第五》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们当官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朱元璋的这段话，在不经意中道出了一个千古难题——官员的保质期。     

“官人堕落定律”感言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金銮殿上坐到第18个年头(公元1385年)，对地方官员腐败的现象见得多了，于是便总结出一条规律。他在《大诰·谕官之任第五》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们当官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朱皇帝的这段话，后来有历史学家称之为“官人堕落定律”。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得失评析与启示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具有谏诤君主,纠察百官,维护政令畅通与国家统一,下情上达,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形成监察制度文化等功效,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弊病:权力源于皇权,服务于皇权,也受制于皇权;受人事影响大,功效的持久性与稳定性不强;在政争激烈时成为党同伐异、排斥异己的工具;对监察者本身的监察是一个问题。古代监察制度功效的一面值得当代纪检监察部门制度化建设借鉴参考。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得失评析与启示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具有谏诤君主,纠察百官,维护政令畅通与国家统一,下情上达,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形成监察制度文化等功效,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弊病:权力源于皇权,服务于皇权,也受制于皇权;受人事影响大,功效的持久性与稳定性不强;在政争激烈时成为党同伐异、排斥异己的工具;对监察者本身的监察是一个问题.古代监察制度功效的一面值得当代纪检监察部门制度化建设借鉴参考.     

明代地方双轨监察体制及其历史鉴戒

明代统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构建了常设机构与中央临时派出机构相结合的地方双轨监察体制。该体制对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遏制腐败、铲邪剔蠧、确保吏治清明具有积极意义。遗憾的是,在明代中后期的历史发展中,官僚政治生态的变化使得双轨中一轨(巡按御史)独大,压制了另一轨(按察司),以至于后者日渐沦为陪衬,失去抗衡的实力,终于导致双轨监察体制的面相与运行效果距离设计的初衷渐行渐远。文章探究该体制的嬗变过程及其背后的现实逻辑,在加深我们理解明代监察体制和明代历史发展的同时,可以对时下推进监察体制改革、提升治国理政水平提供历史鉴戒。     

论中国古代皇权制约理论与制约机制

中国古代社会的君权(皇权)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完全不受限制。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皇权制约理论与制约机制。儒家"天命民心"、"圣人礼教"及士大夫"法与天下共"的思想观念以及谏诤制度、廷议制度、宰相制度等分别构成了对皇权的理论制约和制度制约。这套制约机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的无限发展,成就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发展与繁荣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其本质是专制主义的,是专制体制下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不同程度的调整,其作用的发挥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具有有限性和不确定性。强大的皇权与专制传统是中国近代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     

民警违规违纪损害队伍形象

“富赌”蔡豪文案这一案件展示了中国打击赌博犯罪、惩治贪污腐败的决心和信心；同时, 蔡豪文案让大家对“官赌”有了一个深层次的认识,虽然没有人能说得清到底是赌博促进了官员腐败还是官员腐败孽生了“官赌”,但不容置疑的是赌博确实加速了官员腐败。     

明代县巡捕官初探

中国古代从秦汉时期即在县中设立县尉,负责巡捕事宜。明代取消了县尉这一职官,设立巡捕官来负责维持县中的治安和秩序。明代的县巡捕官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官职,县级官员的序列中没有巡捕官这一具体官职,处于一种有职无缺的状态。其运行方式是从知县以下的县级官员中选择一员来担任巡捕官,由担任者来履行巡捕职权。这个担任者就是县巡捕官。这一人选一般从县丞、主簿和典史三者中产生。三者担任巡捕官的情况都有,因地方而异,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明嘉靖之后,随着典史职权的变迁,县巡捕官职权有逐渐向典史集中,典史也开始被广泛地称为"县尉"。至此明代的县巡捕官制度有向古代回归的趋势。但终明一代,统一的县巡捕官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明代如何构建惩贪法律体系

为惩治官员贪腐,明代构建了严法制、重监督、廉政教育与激励机制并举的惩贪体系。这一惩贪体系以立法为基础、以监察为保障,充分发挥廉政教育与激励机制的浸润与督促作用,使明代呈现出长期繁荣稳定与吏治澄清的局面,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唐代乡族势力对地方政治的参与

唐代乡族势力对地方政治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二是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与制约,甚至干预地方官员的升迁与去留。从而实现了唐代国家与地方基层社会的有效沟通与互动。     

百姓并不关心这种宣誓

广州市廉政文化周昨日上午启动,来自海关、地税、国税等廉政“高危行业”的500名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8月16日《新快报》)“当官永不贪污”,多好的誓言!此语一出,我等在官员们手下干活的小民,似乎可以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了——贪污时代腐败歪风从此将不复存在     

“官人堕落定律”的警示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金銮殿上坐到第18个年头(公元1385年),因对地方官员腐败的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出一条规律。他在《大诰·谕官之任第五》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们当官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朱元璋对下属既有苦口婆心的谆谆告诫,也曾毫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