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

最近 ,笔者看到朱泽春《略论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一文② ,该文一方面同意笔者关于中共“一大”会议不可能是马林发起建议的结论 ,一方面又突然提出中共“一大”是由尼科尔斯基建议召开的观点。对此 ,笔者有不同看法。一、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者不可能是尼科尔斯基有关尼科尔斯基的生平资料很少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尼科尔斯基是以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身份参加中共“一大”的。不过 ,现在已有学者证实尼科尔斯基应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③朱泽春同志的文章因为笔者否定了马林建议召开中共“一大”的可能性 ,所以根据党…     

“一大”前中共没有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集了一次由各地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即通常所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一文在国内发表后,有的党史研究者依据这个报告的有关表述而认为,中共在“一大”前,也即在1921年的3月还召开过一次代表会议,并将其称作是中共的“三月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此也作了肯定的记述。那么,在中共的创建过程中,是否真的存在召开这次会议的事实呢?如果存在,那也就可以说,“一大”并非是中共召开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这一问题。     

也谈1921年“三月代表会议”——与苏开华商榷

《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刊登了苏开华《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几个问题的辨正》一文(以下简称苏文),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苏文认为1921年的“三月代表会议”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次“改组”会议,笔行经过认真研究之后,认为此种观点难以成立,因此提出如下意见,同苏开华商榷。一、苏文说“张太雷本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少共国际二大的代表身份赴俄的,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不过是苏联方面的临时安排”。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张太雷赴苏俄时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不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党的另一个代表是杨明斋(杨好德,曾误译音为杨和德)。当时张太雷、杨明斋分别属于北京、上海两个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     

论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

对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马林来华之前国内没有召开“一大”的动议和筹备活动,所以“一大”的召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有关。近来有部分学者认为“一大”之前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对所谓的“三月代表会议”,笔者曾做过考证,证明它“并非是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代表召开的会议,而是指1921年3月陈独秀于广州首先发起并进行的、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内肃清无政府主义的活动。”不过,即使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也不否认是马林提出了建党的动议。如有学者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的到来,加速了建党的进程,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第一     

中共“一大”会议“宣言”考

中共“一大”曾拟定并通过了一个大会的“宣言”，这篇“宣言”在“一大”会议结束后因某种原因没有发表，现已俟先，成为一个永久的遗憾。现在，我们试根据有限的文献及“一大”代表们的若干回忆材料，对“一大”的“宣言”略作分析。一、中共“一大”曾通过一份“宜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份“一大”结束后不久形成的文献中记载道：“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①这里所说的“纲领”指的就是“宣言”。陈公博于1924年所作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也提出…     

从李达佚文谈中共“一大”若干史实

对中共“一大”会议的有关情况，学术界已取得了很多共识。但是仍有不少问题还存在着一些分歧意见，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为细致的考证。最近笔者在整理有关档案材料时，发现了李达回忆“一大”会议情况的一段佚文。本文兹先发表李达的佚文，并结合这段文字就“一大”的若干史实进行一些辨析。一、李达回忆中共“一大”会议的佚文１９５７年６月７日，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前身）的工作人员就中共创建时期的一些问题访问了李达。当时的访问记录经整理后，大部分内容于１９８０年发表在《党史资料丛刊》第１辑上…     

关于“一大”召开日期的两种提法

关于“一大”何时召开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 1.“一大”于7月23日召开。这一观点主要由邵维正教授提出,其依据有三点:一是基于对“一大”代表行踪的分析,根据大量材料考证,在所有与会的13人中,7月1日到上海的代表只有3人,余者均是7月14日以后至7月下旬之间到达。“一大”是全体代表到齐后才召开的,这说明“一大”在7月下旬召开的可能性最大。二是根据当时的文字记载,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记载,一大于7月23日开幕。三是借助“一大”代表的回忆,“一大”在上海开了6天,中间休会两天起草文件,合计8天。根据周佛海、陈公博回忆,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东旅社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正式代表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共“一大”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之一。但最近阅读“一大”代表张国焘撰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上册时,发现书中否定何叔衡的“一大”代表的资格。张国焘在书中写道:“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个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     

中共一大前曾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

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谈到党的形成时,曾提到“一九二一年三月的第一次大会是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由于没有发现关于这次会议的历史文字材料,因而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这是作者的笔误,认为作者所说的三月会议可能就是指7月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然而,董必武在1937年与美国作家尼姆·威尔斯的谈话中,也提到在党的一大前曾召开过一次党的会议,不过他说的这次会议的时间是在5月。他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1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上海。我没     

神州星火燃起时——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再考

台湾秦孝仪先生主编的《中国国民党九十年大事年表》第144页记载:“七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举行……,惟闻警惊散,改于八月四日在嘉兴南湖举行……。”八月四日举行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说法与拙作《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日期的重新考证》一文一致,尚不知秦孝仪先生根据何种资料得出相同的结论,本文拟再作若干求证,以就教于同仁。     

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一生

提起何叔衡时,只要略知中共党史的人都会知道此人的,因为他是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之一。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1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全国当时57名党员。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有28岁的毛泽东,另外一位便是45岁的何叔衡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研究中的四大历史谜团

1976年7月2日，。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北京去世，同年9月9日，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还是这一年的12月3日清晨5时，中共“一大”代表、82岁的张国焘客死在了加拿大多伦多郊区的一家老人病院里，就此，当年的13名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刘仁静一人了。常言说“物以稀为贵”，历经政治磨难的刘仁静其价值被彰显出来。     

本月党史大事

1950年湖南省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召开,金明任主席。 1951年省委发出《关于开展“武训传”讨论的指示》。 1956年中共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周小舟任省委第一书记。 1959年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周小舟在会上指出自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杨峻德烈士记略

《福建党史月刊》2000年第2期登载郑超麟口述,黄顺通、刘正英整理的《郑超麟与中共福建“一大”》,文中郑超麟回忆说,当时参加中共福建“一大”的代表中“建瓯来的是杨峻德……杨峻德情况不详,我保留的印象是他很能干,很会说话”。笔者欲在此对杨峻德烈士作一介绍,以纪念杨峻德烈士诞辰100周年。 杨峻德(1900—1931年),原名克宽,福建建瓯吉阳镇人。少年时曾求学私塾,1914年转入梨山     

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上的两点争论

中共“一大”闭幕日期中共“一大”于 192 1年 7月 2 3日在上海开幕。“一大”是何时闭幕的 ?党史界至今说法不一。有 7月 31日和 8月 1日、 2日、 5日四种说法。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把中共“一大”闭幕时间写成8月初。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只说“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回避了具体日期。近年来 ,随着党史资料的不断丰富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 ,学者们经过研究和推理分析 ,基本上否定了 7月 31日闭幕说 ,但仍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 ,8月 1日闭幕说。主要根据是 192 9年 12月 31日董…     

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研究中的四大历史谜团

1975年3月5日，是董必武90岁的生日，生日刚刚过完，董必武的病情突然加重，他不得不乘飞机从广州飞回北京，并住进了北京医院新建成的北楼高干病房。4月2日晨7时58分，身患肝癌的董必武与世长辞，他也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最长寿的人。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开幕，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派出的13名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一大”。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年的中共“一大”13名代表经历了漫长的28年的革命岁月后，有的人为革命英勇牺牲了，有的中途脱党，有的甚至当了叛徒、汉奸，只有董必武与毛泽东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并成为中共领袖。关于董必武的研究资料仅次于毛泽东，可谓是汗牛充栋，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研究中的历史谜团。     

王会悟与中国共产党“一大”

王会悟,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她作为中共“一大”筹备工作的组织者李达的夫人,“一大”唯一的会务工作人员,对中共“一大”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上海“一大”会址是她选定的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来上海同党的发起组联络,建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李达成为“一大”的具体筹划者。李达把选择开会地点、寄发会议通知信件及安排各地代表住宿等会务工作,交给了王会悟,慎重地叮嘱她     

中共中央关于抗战后建国方针的最早制定及其变化

看了《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3期刊登的《关于抗战胜利后党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的表述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文后,觉得文中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战后建国方针的最早制定及其变化的叙述与史实有些出入,现提出商榷意见如下: 一、中共关于战后建国方针最早制定于何时? 《问题》认为:“众所周知,‘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最早是在1945年8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制定出来的。” 实际上,中共关于抗战后建国方针最早是在1942年6月制定、7月公布的。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1942年5月1日,斯大林在《国防人民委员命令》中提出:“全体红军争取1942年成为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从希特勒恶棍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一年！”①受斯大林乐观估计的影响,中共中央把这句口号简化为“今年打败希特勒”,于6月相     

一个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

中共“一大”召开时,有两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马林的活动已有大量记载,而尼克尔斯基参加中共“一大”工作的情况,则在过去很少提到。1957年栖梧老人(即包惠僧)发表了他著名的回忆文章《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在这篇回忆录中,     

杨殷是中共“四大”的广东代表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是党在大革命高潮前夜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由于种种原因,以往对此研究宣传不多。2005年春,恰逢80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四大”召开地虹口区等有关单位,联合召开了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极大地推动了这项专题的研究。笔者曾以《中共四大前后的杨殷》一文提交学术讨论,后辑入《上海党史与党建》杂志增刊《中共四大研究》一书。该文在提到杨殷的与会身份问题时,是留有余地的。因为该文的主旨是叙述杨殷是“四大”前后在上海的活动,特别是作为廖仲恺(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代表,参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