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域下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法治内容与法治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我国未来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方向。各国实践证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同样,法治也是我国现代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石。但是,法治社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全局性与战略性。我国构建法治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路径是:坚持党的领导;以民为本;依法规范政府的行为;正确理解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健全法律体系;强化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制度配合。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研究视角

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从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示了党的建设发展思路的战略演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既体现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的关系,又体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全面领导是连在一起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具有不可分离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既有区别又相联系,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有其内在的机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展示了“中国之治”在人类历史上世所罕见的国家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部署,为党领导人民再创“中国之治”新辉煌提供了实践指南。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分析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个新的高度。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政治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协商共治: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广西南宁“逢四说事”的案例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科学决策和重大判断,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基于对南宁“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的研究分析,建立“共治动机—协同组织—规范流程—制度保障”的逻辑框架,揭示基层协商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路径参考。     

发展新兴社会组织,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文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治理”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但从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还是第一次。从根本上讲，治理的核心是处理好“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这两项基本关系。社会治理作为治理的重要内容，其体制和方式的创新自然成为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已明确了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着力提高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当前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基、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驱动力，以促进“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融合为依托，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旨归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新创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历史脉络中开辟了新路向，形成了以党的核心领导为根本前提，以“人民中心”为治理取向、以“一核多维”为治理框架、以“问题导向”为治理策略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治理的实践形态，它强调自我审视的制度理性意识、自我完善的制度革新能力，以及多样化社会引导机制的培育和完善，继而在治理实践中形成充分的博弈空间，以促成国家治理的共同现实目标与价值目标的达成。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关系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即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统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指引社会治理全面深化改革勇闯“深水区”、啃下“硬骨头”的先进政治文明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强调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内在契合性，为新时代破解中国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社会治理的始终，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和完善“七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探析——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国家治理的战略大局出发,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宝贵成果。毛泽东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在辩证考量“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与“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发挥军队在国防和生产中的双重作用,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强劲发展动力;在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构建正规化管理体制、加强科学化军事教育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长期安全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不仅促进了新生中国的稳定与安全,也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历史启示与经验参照。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具有深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安全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又是推进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国家治理的功能类型及能力方面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国家治理在民主与科学方面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发展及公众期待;国家治理过程及结果在公平系数和正义刻度上还与民众需求有一定距离。全面深化改革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举措,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服务的均衡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上法治化轨道。     

浅论五大理念与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被誉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次新飞跃,是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五大理念为我国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科学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对于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有重要的意义。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全球议程与行动框架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具有全面、全程与全球治理的特征，在治理过程中主要形成了“社会隔离”“国际安全”“全球风险”“世界事务”与“全球治理”五个公共议程。在五个公共议程发展脉络中，“资金投入”“公共卫生建设”“应急管理”“全球—地方”“加快研发”成为构建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行动框架的五个维度，满足了创新性、整合性、普遍性与应用性的治理需求。为了避免回归“旧常态”，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需要在遵循“治理刺激—反应链”的原则下进行整合治理，以实现“更好的健康”和“重建得更好”的愿景。     

主持人语:以智慧法治建设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原来“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正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现代化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地方社工委到中央社会工作部：党的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重塑

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是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举措，标志着党的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由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21世纪以来，地方党委探索各具特点的社会工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方案，形成社会建设统领型、“两新”党建引领型、社区发展治理型等主要模式。中央社会工作部综合吸纳“两新”党建引领型和社区发展治理型地方社工委职责，职责范围聚焦信访、基层治理和社会领域的党建。针对党的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仍面临的社会工作内涵不清晰、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部门职责交叉重叠、党政机构职能履行不合理等矛盾和问题，持续优化社会工作机构职能体系应构建以社会建设为统领的机构职责体系、组建中央社会建设领域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完善社会工作领域党政部门职能运行机制和转变基层治理中党政机构职能。     

跨域治理：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顺应时代变化、在总结现代化建设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发展战略。国家治理体系是紧密相连的宏观系统。从横向看，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从纵向看，在中央集中制的结构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在地方得到有效延续和落地。因此，在国家治理这一新的战略视野下，国内各区域的协调发展也面临着治理模式的转型和升级。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探析

马克思及其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的诸多论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家治理思想同样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找到理论支持。从人民当权的治理思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与时俱进的方法论原则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探析马克思主义与治理思想相关联部分,论证我国治理体系构建的合理性。     

我国现代化“第五化”观点辨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后,有学者称其为"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化"。其实,二者在逻辑上不属于同一层次,不能混为一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当代现代化理论中属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不宜将其与"四个现代化"并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化"的观点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总布局的表述不符,严重落后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创新在于它实现了我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从具体到整体,从个别到一般的重大提升,找到了统筹、协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各方面健康发展的关键,标志着我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     

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型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的转型与定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政府应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更新理念、转变职能、深化改革,定位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性出发,政府职能转型与定位要在理顺政府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政府法治化进程。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分析和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也是对新时代社会治理进行深刻总结后提出的明确要求。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从思维方法上要把握共同参与、共同价值、共同行动的本质特征；从实践路径上，要完善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健全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体制机制、加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构建网络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理保障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