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狱行刑效益

正《监狱法》第1条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3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上述规定明确了监狱行刑的任务、原则和目的,但监狱行刑资源有限,而实现监狱行刑任务目的的追求无限,所以应充分重视监狱行刑效益问题。一、监狱行刑效益的内容(一)监狱行刑成本行刑成本是指在行刑过程中,为开展行刑活动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监狱工作若干热点问题探讨

确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重新解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刑罚执行政策，实现基本刑事政策与监狱行刑政策的契合。监狱行刑领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具体监狱制度的实践中加以体现，主要表现在罪犯权利保障、罪犯纪律惩戒、罪犯分级外遇、刑罚执行变更等四个监狱重点行刑制度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监狱的实现，要以监狱体制改革，监狱布局调整、监狱物质保障，监狱工作理念更新、监狱制度建设、法治建设为其提供保障。     

关于监狱工作方针的若干思考

我国监狱工作方针表明，我国监狱行刑的任务，包括惩罚罪犯、改造罪犯、正确处理惩罚和改造的关系等三项内容。要将惩罚和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侧重于改造，追求改造人的最终目标。     

监狱法文化探析

监狱法文化的孕育、衍生和发展始终以监狱行刑、罪犯服刑及其双向互动过程为整合基础。罪犯既是我国监狱行刑活动目标的焦点，也是我国监狱行刑系统赖以有效运作的支点。现代监狱法律关系和现代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权性的监狱行刑宗旨无疑是现代监狱法文化的主干和核心。     

监狱“硬环境”的分析与思考

监狱硬环境是监狱为行使其法定职能而建设的人为的空间环境，是监狱的重要基本设施。监狱硬环境应当充分考虑和反映行刑理念与治狱思想，增强人文精神和科学性。目前，应转变思想观念，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完善监狱投资机制、发展监狱建设新理念、建筑具有个性的监狱形象文化、重视监狱硬环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措施，建立改造环境和惩罚环境的“联系平台”，使环境效益和罪犯改造效益和谐统一，进而达到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的目的，更好地为行刑与矫正罪犯服务，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     

罪犯服刑能力评估问题研究

“罪犯服刑能力”一般指罪犯适应监狱环境、承受刑罚惩罚的能力，它主要包括罪犯认知能力与行为能力。从实践看，它是影响罪犯安心服刑的重要因素，是影响司法公正的潜在要素，是影响监管改造质量的内在因素。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对此问题的关注却十分不够。因此，加强对罪犯服刑能力的评估就显得十分重要。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监狱文化建设

监狱行为作为社会和谐机制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惩罚和改造罪犯，以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但监狱行刑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好效果，需要尊重的观念文化、制权的制度文化、自治的行为文化和人性化的物态文化的支撑。为此，建设监狱文化需要着力确立人权观念、改善行刑关系、科学行刑手段、改造行刑环境等。     

论监狱执行刑罚的向度——以福柯的主体思想和权力学说为视角

作为监狱的行刑对象,罪犯并不是超理性的主体,相反他仅仅具有有限的理性和自由意志。基于对主体的这种合理定位,所以不可能依靠罪犯通过自己心灵的净化而自己改造成功,监狱的刑罚执行作用必须得到强调和重视。监狱通过外在的刑罚执行,并辅以罪犯自身的反省,从而可以把罪犯改造成规范意识主体,这是监狱执行刑罚的一个向度。同时,监狱在运用规训方法改造罪犯时,要运用更人道的手段,尽量避免权力与罪犯的直面冲突,因此,提高监狱的惩罚艺术就是监狱执行刑罚的另一个向度。     

社会支持与罪犯改造的关系调查

罪犯的减刑同社会支持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性。监狱惩罚制度和劳动纪律使罪犯很难建立起信任的人际关系，出于对亲人的信任感，罪犯更加倚重社会支持。建立监狱与社会支持的双向联系和沟通，改善监狱的服刑环境，让罪犯在接受刑罚的过程中体会到社会的人文关怀，这样会更加有利于罪犯的改造。     

转型期监狱化损害问题研究

在经济结构由单元向多元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监狱作为拘禁罪犯的场所，其固有的特性与现实的行刑模式，对拘禁的罪犯所造成的损害，并非能完全消弭，而且是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监狱化损害类型的特征。监狱化损害诋毁的是监狱行刑的改造功能，削弱的是监狱改造罪犯目标实现的张力。因此，在转型期对监狱化损害问题进行研究，对加快监狱法治建设的步伐，加快行刑社会化的进程，加快监狱行刑功能的提升具有意义。     

论完善对监狱行刑的监督

监狱是自由刑行刑的主要场所。基于刑罚的目的的二元性,监狱兼有惩罚与矫正的双重行刑目标。同时监狱行刑作为特殊的行政权力,具有被滥用的高危风险。为了完整实现行刑目的,保障服刑人员的权利,各国均对监狱的行刑权力设置了相应监督机制,对极易被滥用的行刑权力进行规制。在我国由于报应观念的深植和行刑个别化社会化色彩不强,尤需借鉴先进经验完善对监狱的监督,以确保罪犯改造的效果和行刑程序公正。     

当前监管改造工作必须重视两大环境建设

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除依赖于监狱警察的整体素质和改造手段外，还受到罪犯服刑环境和监狱干警工作环境的直接影响，这两种改造环境对罪犯改造质量的影响是其他手段和条件难以替代的。因此，在依法治监过程中，除努力优化各种改造手段的同时。对罪犯服刑环境的建设和监狱警察工作环境的建设工作也须予以高度重视。     

现代监狱刑事政策与监狱行刑秩序的建构

作为国家刑事政策的一个特殊子系统，我们国家的监狱刑事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它是保障国家刑罚权最终得以恰当落实和实现国家刑罚观及刑罚目的的重要手段。但在传统行刑政策的指导下，现有的监狱行刑秩序弊端凸现，应当在“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的规制下，结合“三化”监狱工作的总体要求，以“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监狱基本刑事政策为依托进行秩序的建构，稳定和规范行刑机关的行刑活动。     

对减刑制度的思考

我国多年以来改造罪犯的实践证明，罪犯在服刑改造过程中的转变和转化是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否则，很难准确地认定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减刑制度作为我国创制的刑罚制度，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从制度上进行改革，使我国的行刑机制与国际行刑制度合轨。逐步减小减刑使用的对象和条件，扩大适用假释的适用对象和条件理应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选择。     

论监狱文化建设对罪犯的道德人格塑造

培育罪犯高尚的道德人格不仅是监狱文化的价值追求，也是监狱文化真正成为改造罪犯内在动力的保证。培育和塑造服刑罪犯的道德人格，既要努为构建先进的监狱文化，增强罪犯的道德情感，强化罪犯的道德责任；又要通过制度创新，维护和最大限度地发挥罪犯的创造力。     

监狱行刑的人文视角

人文精神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赖以存在的根基。人文精神的失落是当下世界性的问题。罪犯是道德失范、人文素养缺损的典型。监狱改造罪犯的过程实质就是培育罪犯人文素养的过程，改造罪犯的行刑诉求体现了监狱对罪犯的终极人文关怀。监狱文化受到古今中外多元文化的冲击，必须有赖于一种文化权威，以鲜明的时代视野、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多样化的价值追求，从行刑立法与行刑实践的两个层面上重构人文精神，才能有力推进行刑的人文关怀进程。     

狱政管理改革之探讨

根据《监狱法》的界定,狱政管理主要是负责罪犯的通信、会见、生活、卫生、奖惩和罪犯服刑期间犯罪的处理等管理性工作。狱政管理作为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在监狱工作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对维护监狱安全、准确执行刑罚,提高改造质量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建国以来,特别     

罪犯自我闭锁心理及对策

罪犯自我闭锁心理是罪犯改造过程中常见的心理现象，这种心理现象具有隐蔽性、封闭性、自我中心性、自我防卫性等特征。它的产生与罪犯所处的监狱环境、消极的社会阅历、法律的惩罚性、思维方式以及监狱环境的外部条件等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直接使罪犯的心理活动自我封闭，不仅在服刑中使罪犯产生人际关系障碍，而且严重影响监狱对罪犯的改造活动。因此，优化监狱教育改造环境；在罪犯中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培养罪犯健康心态；加大情感投入，打开罪犯的闭锁之心；转变教育改造观念，改进教育改造方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等是矫治罪犯自我闭锁心理的有效途径。     

“社会化”与“监狱人”的逻辑悖论辨析

社会化的外延大于再社会化，再社会化的外延又大于强制再社会化。近年来，关于“罪犯社会化”的提法不准确，不严密。监狱对罪犯实施的惩罚与改造属于强制再社会化的范畴。罪犯并不是非到监外服刑才能社会化，限刑的本身已属于强制再社会化，没有必要在此之外再搞体外循环的“社会化”。     

监狱惩罚性权力运用之特性分析

刑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监狱行刑必须以惩罚为前提。但由于监狱的惩罚性权力如同一把双刃剑，用之不当会对监狱行刑产生破坏性影响。因此，作为行刑机关的监狱对这种权力的运用要慎之又慎，重视这种权力运用的合法性、节俭性和对罪犯权利的保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