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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海清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2(4):48-49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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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8日上午9时,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贪官夫人曹艳芳。法庭上不断爆出的“冷幽默”令旁听者大跌眼镜:曹艳芳的丈夫贪污了两千万元,而曹艳芳却利用丈夫职权贪污了整整3000万元;曹艳芳在丈夫的下属以及有求于丈夫的商贾面前,拥有比丈夫更强势的“威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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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党对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逐步加大,使一些侵吞国家财产的“蛀虫”纷纷落网,受到应有的惩处。这些被惩处的“蛀虫”中,很大一层是利用职权之便,贪污、挪用国家财产,这种经济贪污行为,由于其性质严重且现象明显,只要一经发现便会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但有一种贪污现象,即政策“贪污”现象却因其危害作用的隐蔽性,而往往容易被忽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所谓政策“贪污”就是指仅从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局部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出发,对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有利的政策,便贯彻执行,无利的便断章取义地、或者按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则变通,“灵活”地贯彻执行。城然,各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各不相同,我们在贯彻执行政策中也一再要求要把握好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但这个灵活性是在不违背政策原则基础上结合实际的灵活。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将政策有效地贯彻落实好,还有利于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好、保护好、调动好,但却被有些地区、单位、部门和有些人曲解成和奉行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灵活”。有些政策中央已经三令五申,明确禁止,有些地区、单位、部门和有些人之所以仍旧令不行、禁不止,原因主要就在于这些地区、单位、部门和这些人将部分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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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在给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的通报中说:李真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69万元。而据一位熟知李真案的官员说,“这仅仅是受贿部分,通报公布之际,李真案并未完全结束。而在起诉书中,李真的罪名有两个,除了受贿,还有贪污,贪污金额超过受贿额。”具体数额,这位官员拒绝透露,但用了一个概括性的判断——“非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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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贺国光被部下控告贪污,贺国光却公开说:“我来当防空司令,是上面对我的调剂。我每月开支一点钱是应该的,根本不存在贪污问题。告不告是不起作用的。”果然。对贺国光的控告上面根本就置之不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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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有两个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的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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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廉政文化周昨日上午启动,来自海关、地税、国税等廉政“高危行业”的500名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8月16日《新快报》)“当官永不贪污”,多好的誓言!此语一出,我等在官员们手下干活的小民,似乎可以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了——贪污时代腐败歪风从此将不复存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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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2日,台湾“最高检察署”特侦组对陈水扁涉嫌“国务机要费案”、“洗钱”、“龙潭购地”及“南港展览馆”等四项弊案侦结,并以贪污、洗钱、伪造文书及收受贿赂等罪名正式起诉陈水扁。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首位下台即被起诉的领导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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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台湾检察机关特侦组召开记者会,宣布对李登辉在任职期间涉嫌台湾安全密账贪污给予起诉。一时间,李登辉被起诉事(以下简称“李案”)引起台湾政局不小震动,蓝绿阵营各自解读,借机攻击对手。在半年后就要进行选举的敏感时刻,人们的关注点并不在李登辉是否贪污,而是这个案子对选票的流向会产生什么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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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管所不放过40所驾校,从学员信息录入、预约考试到考试通过,关关“雁过拔毛”,所长受贿近30027元,临时工也不落空,贪污30万元……一本小小的机动车驾照,背后竞牵出令人瞠目的腐败,河北省石家庄市车管所第三分所20余人“沦陷”其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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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区长闫永喜在官场里打拼了近三十年,也曾辉煌过。但他最终还是无法摆脱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给他带来的法律制裁。蕾经被社会各界视为“奇人”的他。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向了“京城第一贪”?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