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概念正在文学史中悄悄延展

很显然,抗战文学是重庆一地文学研究的优势课题,所以这里会有与此相配的研究中心,会有专门的刊物,今天也才会借沙坪坝、北碚这样的抗战纪念地来开这个会."抗战文学"研究史,是与它的研究对象相伴发生的.同时期的评论文字不必说,连综合型的断代文学史在抗战结束不久也即产生了.1947年蓝海(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出版(2010年9月有台湾的繁体字本面世),八万字虽仅仅描述了一个文学时段的轮廓,却铺下了半世纪以来抗战文学研究的学术基石.后来的"抗战文艺"概念,从这样的一些研究中延续下来,包括1937年前的东北沦亡文学、流亡文学,淞沪战争的文学,"战争及与战争相关的文学"自然一直都在专门家的视野之内.而我们今日所面临的,是中青年一代的学者郁不具备抗战经历,甚至已没有了一切战争的亲历,他们已经主要是依靠历史的资料来辨别历史的真面目.一方面,抗战文学研究的深化有待于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与整理,有待于对它们的认识的加深、加宽：另一方面,最早的"抗战文艺"概念自身在经过长时期的检验之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提醒着我们注意新的研究态势.     

“打通”和“分界”: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

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打通",是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格局深化调整的某种必然.若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文学纳入共同的参照视野,不难发现,1945-1949年的中国文学是更多地贯通着1950年代文学形态的,而在传统的研究中,这种内在的贯通性恰恰被阻断,由此可以引起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打通"和"分界"的重新思考.笔者认为,可以把距今30年以上的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史",着重从文学史观的调整、深化来建构;把近30年的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批评内容,着重从文学批评观的调整深化对当下文学历史完成"同代人"的留摄、考察.相信这样一种分界经得起时间推移,有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     

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新启蒙史观的复归——作为方法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

继"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三个重要的现代文学史概念之后,"现代中国文学"文学史新概念得以确立,并将之落实到《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的书写实践中。事实上,重写文学史的"终结"并不是"重写"的终结,而是"重写文学史"实践本身逐渐丧失了原初的价值立场,以追求文学史的解放为开端,却以再生产出新的束缚而"告终"。作为对"重写文学史"趋于符号化、意识形态化的反拨,"现代中国文学"这一既返回又超越启蒙范式的文学史叙事,试图重构一个以"人的文学"为基础的新启蒙史观。因为在当代中国,事关理性、民主、科学的现代性启蒙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述视野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命名的提出,对整个文学研究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甚或颠覆性的一个学术事件.尽管在此之前已有学者使用了"现代中国文学"术语,但这种使用无论是学科意识还是文学史观,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撰述体例,与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一致,或是仅仅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局部修正.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也主要侧重于对某些曾被忽略和误解的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新的文学史观念.因此,寻求新的学术领域与文学史研究的突破,成为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亮点.     

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的五种范式与网络媒体时代的文学革命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就是文学范式不断变革的历史过程.自梁启超的文学革命使中国文学告别古典之后,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分别从文体语言和内容上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范式;而新时期以来对于文学现实和文学史的反思则促使文学克服异化回归本位,完成了文学本体的建构,此三次范式变革力量的合力,才历史地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时至今日,网络媒体时代的文学革命,既导致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关系、地位的变化,也导致文学传播模式的变化,从而使文学走出贵族精英主导的历史,步入了真正的平民化时代.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的生成与对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面对着一系列复杂的矛盾,从晚清到"五四",从抗战到新中国,启蒙、专制、救亡、翻身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核心话题.路径选择的不同既能够使它们同步实现,也能够使他们相互拆解.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专制、救亡、翻身、民粹主题并存的经验事实是不容质疑的,它们之间互有隐显的结构形式决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与面貌.     

抗战文学的精神价值

无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怎样写,抗战文学都是值得后人敬重的文学,是中国文学中非常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 一、抗战文学最可贵的精神价值是它体现出来的民族良心 人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抗日战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在这样的时代里,任何一个有爱国心、责任感的作家,要想置身于时代主潮之外,那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民族良心问题.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战时文学活动,就是极好的说明. ss     

文学史对历史转捩点书写的纠结与突围

文学史对历史转捩点的书写,是具有挑战性和开拓性的纠结之处,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1949年便是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在大陆的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称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这大都未能完美地把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融为一体,使之真正地呈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本真面貌.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新的文学史模型,强化了独立的"学科意识",特别指出了台港澳文学是"现代中国在不同制度不同背景下形成的区域性文学"[1](p82).这就为文学史在对历史转捩点的书写时,把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融为一体,为凸显现代中国文学史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提供了突围的路径.     

跨越1949:刘以鬯与香港文学

战后的香港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较具包容性的空间。刘以鬯香港的文学活动不仅延续了在大陆难以存身的种种中国文学传统,让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自觉接通了与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联系,而且以极强的"在地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探索,沟通了上海、香港这两座现代城市的文化资源。将此时期香港文学置于战后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以及一体相关性无疑会引起许多重新思考。     

重论大后方文学发展的阶段性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学是以陪都重庆为中心,桂林、昆明为重镇的中国抗战文学.大后方文学的成长与发展反映了战时中国文学的主体面貌,对战时中国其它区域的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限,中同的抗日战争由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的战争转为中国人民参与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这一历史进程相适应,大后方文学呈现出较明显阶段性发展特征.     

学界“顽童”夏志清

正夏志清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及生死的问题:"人是没有梦的,死掉了就死掉了。靠着我的书,我还可以多活几年。"如今,这位曾以独到眼光发掘出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并最早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引进西方高等学府的老人,以92岁的耄耋之龄辞世。正如他所言,他的思想在作品中声光永存。《围城》是最有趣的小说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说     

1940年代的媒介现代性转型——以报纸文艺副刊为例

<正>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报纸文艺副刊在每一个文学(文化)的转型阶段都发挥了积极的文化舆论导向作用。《晨报副刊》之于新旧文学(文化)的转变,《大公报·战线》之于五四文学(文化)向抗战文学(文化)的转型,《大公报·星期文艺》之于现代文学(文化)向当代文学(文化)的过渡,都是极其明显的实证案例。抗战胜利后,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文学(文     

论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及其演进

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经历了建构、危机和生机三个历史阶段.19世纪中后期,文学史学借鉴人类学的种族论、进化论和科学方法论建构起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经过欧洲文学史家的开拓,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发展到顶峰阶段,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进入20世纪,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遭遇到后现代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等文化思潮的口诛笔伐,陷入了危机.20世纪后期,文学人类学兴起,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重新获得了生机:一方面,文学人类学的整体文学史观和比较方法论推动了文学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文学人类学的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思维方式、以及文学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四重证据法”和“文化阐释”又让文学史学面临诸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民国空间”与“人的文学”——以新文学发生的“语言空间”为中心

以“民国”视角重新结构中国现代文学,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在文学史研究中加入了“空间”的维度.“民国空间”与既往研究中出现的“文化社会学”及“外部研究”相比,区别在于打破了“历史决定论”思维并改变了对“文学”的理解.以新文学发生的“语言空间”为例,近代语言变革的最根本的动因是要突破语言表达的困境,而促进新文学繁荣的因素不仅仅在于使用了“白话文”或“现代汉语”,而是“活文字”观念的兴起解放了作家的语言压力.通过“民国空间”,“人的文学”可以切实落实到文学史研究当中.     

徐志摩惹祸的三篇序跋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期间,文事论争层出不穷,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炎生先生著的《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就梳理出了现代文学三十年间共九十余次文学论争,由此可见新文学文坛文事论争发生的密度。而作家间的论争总是需要由头,或者说是导火线。在笔者     

昨天的历史不能忘记——访哈尔滨抗战文学作家雪墨同志

<正>在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前夕,我采访了原哈尔滨市文化局局长王洪彬,也就是以创作哈尔滨抗战文学而蜚声中外的著名作家雪墨同志。阳光透过飞扬的雪幕,从欧式的窗口流进来,斑斑驳驳地洒在哈尔滨市文管会的会议室,雪墨手捧一杯清茶,缓缓地向我讲述他创作哈尔滨抗战文学的历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雪墨在工作之余特别是在离开工作岗位之后,潜心研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抗战的历史,由此扩展到对于近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形成的路径和结构

中国文学"现代传统"从"古代传统"中脱颖而出,从萌芽到形成标示出三个历史阶段:19世纪中后期中西文化的交汇时代、世纪之交的新旧"过渡时代"、"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成长的"轴心时代"。其演变结果,是构建了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谱系的"结构图"。现代民族国家诉求与人的解放诉求是这一谱系的"精神本源",由此展开而形成了"思想-文化传统"与"艺术-美学传统"两大系统。前者包括启蒙-教化传统、个性解放传统、大众化传统、继承-借鉴传统;后者主要是现实主义传统、浪漫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传统。研究中国文学现代传统形成的路径及其理论的有机构成,意在从根本上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精神运动轨迹"与"精神结构图"。     

“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提出的“民国文学”设想,是近年来学术的一大动向,也引发了一些质疑.这恰恰是中国学术迈向成熟的一种正常现象,所以,很有必要以这些争论和质疑为契机,对因“民国文学”产生的种种分歧和疑问作出认真分析和回应,以将讨论的问题引向深入.所追问的问题有三:提出“民国文学”而不是继续简单沿用“现代文学”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民国”何谓?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概念,所谓“民国文学”究竟可以推进文学研究的什么,即“民国文学”何为?最后,对于正在倡导文学的“民国机制”而言,这样的研究方式究竟来自哪里?     

民国历史文化形态与文学民族话语考释——兼论民国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概念的相辅相成

现代文学中的民族话语探讨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人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来赋予五四现代性的意义;有人赋予晚清文学“想象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还有人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立场来肯定党派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的现代性价值.这些思路和研究模式虽然都看重民族主义所展示的现代性意义,但是还都忽略了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国家之于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考察现代文学的民族国家话语应以民国的建立为发端,对于它的阐述也应依托民国的历史文化形态,惟有如此,才可以发现文学的现代性与民国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进一步理解民国文学和现代文学这两个概念的相辅相成.     

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三个问题

顾彬不仅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质疑中国新文学史的写作质量.而读过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首先,发现其文学史观与评价标准值得推敲;其次,很少涉及思潮、社团和出版等重大事件;再次,是存在不少硬伤.这不免让人有些失望.但笔者以为,中国学界仍应该感谢顾彬,因为他迫使我们正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他把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范式困境问题再次激化,让人无法再讳疾忌医.基于这一背景,我想,只有高度重视以下三个基本问题,才能真正突破文学史写作的范式困境.